罗马共和国是我们见到的一个例外。它不仅男性公民数目一度达到数十万，而且，确确实实建立过一个囊括地中海世界的庞大帝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共和国在建立之初，也只是一个不大的城邦；扩张之后，就一般公民而论，真正参与政治活动的，也只是居住在罗马城里的一部分人；何况真正掌握权力的是罗马元老们，他们更是公民中的极少数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罗马共和国的扩张过程中，在罗马公民数目的增加与版图的扩大过程中，城邦共和国给帝国，贵族主导下的非专制政治给个人专制政治让开了道路。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说，罗马的非专制政治仍旧是在小国寡民的舞台上表演的，罗马共和国也与腓尼基或其他一些城邦共和国一样，是在罗马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在与专制大帝国的斗争中灭亡的。
    与现代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政治相比，古代民主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非专制政治的另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参政者采取的是一种直接参与的方式。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前面谈到的小国寡民那一特点。国家小，“一眼便可看尽”，公民少，大家“相互熟悉”（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b15-16、40。），有事时有权者可以很方便地聚集在一起，用不着另外再花费精力选举什么民众代表或贵族代表。即便是在那些拥有公民大会的较大的城邦里，也可以让愿意参加会议的有权公民聚集在一个容纳得下的场所，而用嗓子或手势或用陶片表达的意见容易统计，仍然是古代公民可以直接参政的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一般说来，在某一响器比如钟鼓发出的声音或者人声的传布范围之内，能够把绝大多数公民迅速地召集在一起，既是许多实行非专制政治城邦的实际，又是古代一些思想家划定城邦范围的标准或理由之一（注：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b1-7。）。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前述希腊人为什么认为，一个城邦的最佳公民数目在万人之内的理论。
    在此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古代非专制政治与小国寡民之间是否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我们的回答是：确实如此。
    道理其实很简单。在一个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公民相互都熟悉的小邦里，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透明性，反对个人权力过分膨胀的公民们或武装男子们极容易以各种方式串通起来，联合起来，以压倒性的优势向僭主或国王或其他类型的独裁者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希腊许多城邦在王政之后，虽然一度都出现过僭主政治，但都维持不了太长时间，便为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所代替。而国家一大，如在庞大帝国那里，即便某一集团或几个集团的人们，能够将某一地区或几个地区的人民组织起来，向专制权力挑战，他们却往往要面对掌握在那个权力手中的其他更多更大的集团或地区的大得多的力量。何况，由于上古时期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非专制政治大规模组织力量的经验不成熟，公民利益的多元性，导致公民在组织力量对抗专制权力方面的软弱。因此，结果往往是，要对抗一个力量强大的专制权力，多半需要反抗者自身专制的组织权力。这也就是当民众起来反抗某个专制权力，几经较量，即使最终成功地推翻那个专制者，胜利者的首领所建立的也常常是专制政治体制的缘故。
    另外一个直接的原由是，古代非专制政治就其充分发展的形式民主政治来看，也只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度，而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在人类自身政治组织经验的限制下，也只有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中才有可能。至多由于制度惯性的力量，在小国寡民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城邦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将其势力暂时地、不稳固地扩张于城邦之外，如在雅典和罗马共和国。总的趋势是，在领土扩张过程中，演出非专制政治的小舞台扩大了，演员增多了，大家各演各的戏，政治于是混乱到不可收拾。但是，一个社会倘若要生存下去，总是需要稳定，需要能够维持稳定的权威的。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通讯交通传播等等手段的限制，人类自身政治组织经验与能力的不足，不可能从小国寡民的公民直接参与的非专制政治中直接衍生出适合大地域的能够稳定整个社会的间接民主政治。况且领土的扩张，舞台的扩大，演员的相互陌生，给专制者个人权力的扩张与巩固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因此，在这一政治转型时期，人类即使有能力在亚力山大时代、凯撒时代就创造出适合大地域的与近现代相似的间接民主制度，也难得有多少机会实现它了。
    总之，就大多数情况而论，古代文明社会直接产生于原始的氏族部落——血缘关系之中，在最初的产生公共权力的群体里，成年男子的数目都不是太多，群体所占有的地域范围相对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许多地区，我们都多多少少可以找到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看，维持小国寡民环境的时间变量的不同，是造成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最为基本的因素。
    具体说来，希腊一些城邦的非专制政治能够超越古初君主制或古初非专制政治阶段，发展成为古典非专制政治，其根本因素在于，直至古典时期，这个地区的城邦还维持着古典世界中难得的小国寡民的环境（注：当然这绝不是说，仅有这种环境，就一定能够发展出希腊某些城邦那种古典民主政治；这还需要其他种种条件。并且地理环境的过分割裂封闭，以致于不利于经常性的社会活动，虽然不利于专制政治的发展，但也未必有利于古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关于印度北部的一些共和国，上述说法应当也可以成立。
    至于罗马，我们还应当引进另外一个值得注重的因素：前面提及的制度或传统惯性。罗马的非专制政治是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不容否认，在扩张过程中的一个时期，尤其在早期，罗马的非专制政治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所发展。我以为，这就是制度惯性的力量。一个制度形成之后，它会产生一种正面的惯性力量，在一段时期，动员种种因素来维持并促进其发展，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直至遇到巨大的足以毁灭它的外部力量，或者其自身否定因素发展到足以否定这种制度本身时为止。
    在未能出现典型的古典非专制政治的一些地区，如西亚、中国，我的看法是，过早的地域扩张，打破了小国寡民的古典非专制政治可借以发展的温床，而为专制政治开辟了道路。
    在秦统一之前的中国，由于过早的扩张，当时的政治主流是由早期君主制度而发展为专制君主制度。但是，在春秋及其以前时期，又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低下，人的大规模政治组织经验及能力十分不足，旧的血缘传统力量依旧强大，各地区地理环境相对独立自足，地域并非过分广大，人口还是有限，在一些邦国里，我们依然可以见到古初非专制政治的某些存在，甚或古典非专制政治的胚芽。
    古埃及，是一个非专制政治材料极其缺乏的例子。不用说古典非专制政治的资料，即便古初非专制政治的影子，也难以看到。这个国家自有文字以来的材料、包括神话与传说，似乎都让人不得不以为，它自产生以来，即是专制主政。用以上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可以说得通。那就是，过早的地域扩张，打破了原始氏族部落非专制政治借以延续而古典非专制政治借以发生发展的小国寡民的环境，从而使非专制政治即便有过也过早地被专制政治代替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根据可信的考古材料蝎王权标头和那尔迈调色板等的描画，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上下埃及可能已经统一成为了一个帝国，或者至少可以说，开始了统一进程；而在这之前，某些地区，如上埃及，可能已经建立了地区霸国（注：刘文鹏：《希拉康坡里王国探究》，见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第151-161页；贾可诺夫、雅各布森：《“诺姆国家”、“地域国家”、“城邦”和“帝国”（国家类型问题研究）》，参见《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83页。）。这就是专制政治在埃及发展如此之早的原因，也就是埃及早期材料中极其缺乏非专制政治记载的原因。大帝国导致专制过早地出现了，以致于人们在文字或足够的文字产生以前，甚至于最终要靠文字来记载来流传的神话与传说产生以前，即已失去了小国寡民的环境，以及可能从这种环境中发生发展出来的非专制政治的记忆。
    笔者认为，古代非专制政治是一种全权公民直接参与的政治，它借以发生发展的舞台是小国寡民的环境，维持小国寡民环境的时间变量的不同，是造成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