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吴而轻孙
    为了实现上述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保证自己的国家利益，苏俄在与北京政府交涉时，非常看重中国的实力派，谁有实权，能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能促使俄中谈判朝对苏俄有利的方向进行，并有实力、有可能与苏俄联合反日，就希望与谁合作。苏俄最初重点联络吴佩孚而忽视孙中山，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因素。
    1920年7月以前，皖系当权，对苏俄持敌视态度， 苏俄的种种外交努力均遭拒绝。1920年8月，直系吴佩孚联合奉系张作霖打败皖系， 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吴为了尽可能从各国获取援助，壮大自己的力量，不仅同英美等国密切合作，而且也想同苏俄联系。在他的影响下，新的北京政府相继采取一系列同苏俄政府改善关系的措施。如立即接纳曾被北京政府拒绝入境的苏俄远东共和国优林代表团，撤销沙俄驻北京领事馆，通知沙俄使臣结束外交使命，撤销同日本签订的反对苏俄的联合军事协定，等等（注：参见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73页。）。
    亲日派下台，苏俄自然高兴。吴佩孚又做出种种友好举动，苏俄当然更加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外交部、远东共和国、共产国际都对吴佩孚政权抱有希望，试图与之联盟。
    8月26日，优林使团到北京后，积极接近吴佩孚。10月9日，苏俄、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到洛阳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同他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并介绍了苏俄的情况（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6页。）。 维经斯基主张联合吴佩孚以发动民主运动（注：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回忆说，当时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全都是俄国人，它与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国使团有联系。中国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伊尔库茨克局只与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动仅仅受俄国在华北的利益所支配”（注：王淇等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吴佩孚受到青睐，还在于苏俄看中了他的实力和地位。苏俄在分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的现实力量后，认为吴佩孚最有前途掌握中国军政大权、控制中国局势，因而是最好的合作对象。这可以说是苏俄选择他的第二个原因。
    1920年，当苏俄向中国伸出外交触角之时，正是吴佩孚刚打败皖系、控制北京政府之后。显而易见，吴佩孚一派是其时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如与之合作，对苏俄对付日本、展开与北京政府的外交极为有利，因此苏俄将目光集中于他。1922年，吴佩孚的势力不断增长，更成为苏俄注意的焦点。3月15日，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 苏俄驻北京外交使团顾问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从北京给列宁寄去了报告中国形势的密信。维连斯基分析了中国现有的执政党派以及它们各自占有的地区，提供了每一派现有武装力量及其所统治的地区人口数据，最后得出结论：“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第73-74页。以下凡出自该书引文只在正文中标注页码。）7 月3日，维连斯基给契切林和托洛茨基发去密电， 再次指出：“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第97页）
    苏俄除了认为吴佩孚有实力控制北京政府以外，还认为吴有可能与自己联合反日，这是苏俄注重联合吴佩孚的第三个原因。
    1920年8月，吴佩孚打败亲日派皖系，受到苏俄欢迎。1922年4月底，吴又发起对亲日派张作霖的战争，再次与苏俄反日的利益取得一致，更为苏俄所看重。6月，直奉战争结束，张作霖败退关外， 盘踞东北。张作霖与日本勾结，在东北给苏俄造成很大威胁，沙俄白卫军又在东北北部流窜，因此苏俄反对张作霖；而吴佩孚由于未能彻底摧毁张作霖的力量，也继续反张。这一共同的斗争目标成为二者相互接近的原因之一。6月27日，维连斯基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吴的大本营， 会谈后吴佩孚委托他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问题，即是指的这点。维连斯基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第97页）这表明，苏俄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付日本，以消除日本在远东对苏俄的威胁。
    由于以上原因，苏俄、共产国际把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当成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认为他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袖”（注：参见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第74、76页。），积极地谋求与之合作；而与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孙中山虽早有接触，这时却不愿公开联络，惟恐影响与北京政府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