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里，越飞还极力为俄国向蒙古派驻军队并一直驻扎在那里辩解，说是因为俄国军队从蒙古一撤出，白卫匪帮就会很容易进驻那里，向远东共和国后方发动新的攻势；还说如果俄国军队撤出，就意味着张作霖立即去占领蒙古，这既不符合俄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当时，吴佩孚想调用自己的军队进入蒙古。越飞称，这是不恰当的，他强调，蒙古问题只能通过签订条约的途径来解决。他劝吴佩孚“最好是一方面向中国公众说明对我们进行攻击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另一方面还是尽快同俄罗斯联邦签订条约”。（第101-102页）
    总之，整封信都是在向吴佩孚说明，尽快签订中俄条约是很重要的。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些问题，越飞还派自己的军事顾问、俄国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拜访吴佩孚。此后，越飞又多次派格克尔见吴，还派使团的海军武官贝利、汉语专家伊万诺夫教授以及苏俄驻北京通讯社负责人霍多罗夫拜见吴佩孚，显示出对与吴交往的重视。
    一个月后，越飞再次致函吴佩孚，重申在蒙古问题上的立场，坚持说，立即从蒙古撤走俄国军队只对张作霖和帝国主义有利，而立即停止抗议运动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第133页）11月18日， 越飞又给吴佩孚去信，再次提到：“谈判中的最严肃问题仍然是蒙古问题”，“如果中国代表想在会谈中彻底解决中蒙问题，那么没有外蒙代表的参加，我们是决不能同意的。”关于中东铁路问题，他表示：“我们完全放弃沙皇政府的那种罪恶的掠夺性政策，然而，我们却不能放弃我们在这条铁路上的利益。具体地说，就是我们要求掌握铁路的理事会。”越飞请求吴佩孚“在谈判期间要给予我强有力的支持”。（第157页）
    当时，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坚持要俄军立即撤出蒙古，因此，越飞向吴佩孚抱怨说：“同顾先生我们是无论如何也谈不来的”，暗示吴撤换顾维钧。越飞说，“您曾经向我指出，如果不能说服顾维钧，那就要起用另一个更适合的部长去代替他。我很清楚，说服他不仅已经不可能， 而且恰恰是在这一时刻他更加积极地实行敌视我们的政策”。 （第156-157页）
    在继续极力争取吴佩孚的同时，越飞也多次秘密与孙中山通信，并派格克尔同孙见面，力图说服孙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干预北京事务。在第一次致函吴佩孚三天之后，越飞致函孙中山，以相似的语言和理由谈了俄中谈判问题以及蒙古问题。他表白说：“我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打算向蒙古渗透”，但是又坚持“我们若在目前的混乱时刻撤出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我们现在离开蒙古对中国不利。”他还说：“所有问题都是紧密联系彼此交织着的，不能提出其中一个来单独讨论。”他向孙提出：“如果您同意我的看法，或许您可在尽快开始俄中谈判方面行使自己的影响。”（第106页）9月15日，他在信中很策略地对孙中山谈到中东铁路问题：“鉴于某些条件，俄国在中东铁路及其所谓的隔离地带拥有特殊的利益，我不怀疑，在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过程中，这些利益将会得到中国的理解并给以满足。”（第127-128页）
    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越飞求助于吴佩孚和孙中山，是希望说服这两位有影响力的人物赞成苏俄的意见，通过他们消除中国社会的反俄舆论，并对北京政府与苏俄的谈判施加影响。
    对于越飞提出的蒙古问题，吴佩孚的答复是，同意该问题应在同俄国的谈判中加以解决，此外，他准备组建一个精锐师，指望在1923年春能占领蒙古。（第107 页）他还让格克尔参观了正为此目的做准备的一个久经沙场的师团，其意思是“一旦中国能够接收蒙古，俄国军队就立即撤走”。（第159 页）孙中山的答复是：“我完全相信贵国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使这一地区脱离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保证。我同意，在北京出现改组后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之前，苏联军队应留在那里。贵国军队立即撤走，只会迎合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第110页）
    对于中东铁路问题，孙中山在给越飞的回信中没有明确作答，吴佩孚则认为越飞的意见与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吴佩孚提出，当中国有能力接收中东铁路的时候，俄国应将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而中国方面也应该保障俄国的有关利益，以表达对俄国的友谊。对于苏方提出的两个具体问题，即更换中东铁路理事会、由苏俄政府派员取代旧俄人员以及派护路警察和护路队，吴佩孚认为是临时性措施，并不违背基本原则，建议越飞向外交部长顾维钧提出并一起讨论。（第160页）
    看起来，越飞对吴佩孚和孙中山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二人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没有什么异议，都同意谈判解决蒙古问题，苏俄可以暂不撤军。另外，越飞希望吴佩孚能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的目的也部分达到了，顾维钧作出了先开始谈判而后再讨论撤军的让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越飞：“如中俄会议能速开，即俟会议时再行确定撤退办法，则本国政府亦可姑不坚持异议。”（注：《外交部致苏俄代表越飞节略》，1922年11月6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56页。）为此，越飞对吴佩孚说：“借此机会感谢您在顾维钧要求把我们的军队撤离蒙古时给予我的帮助，大概是在您的影响下，顾维钧在其照会中收回了这一要求。”（第157页）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此时越飞既同吴佩孚正面接触，又向孙中山暗送秋波，但因为谈判的对手是北京政府，而吴掌握着北京政府大权，因此越飞工作的重点仍是吴佩孚，他认为目前还不能与孙中山合作。 在11月7日和8日给契切林的电报中，越飞称：“从政治角度来看， 目前孙逸仙与中国官方立场相距如此遥远”，“在官方场合他只是一个个人，我们与他公开签订协议还为时尚早”，那样，“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宣布与我们断绝外交关系”，“我就什么也做不成”，而“当孙逸仙在中国政府中占据适当位置时，那就另当别论了”。（第149 页）关于这一点，越飞对孙中山的助手张继也作了解释：“我们一直很清楚，只有孙逸仙是我们在中国的唯一朋友”，“但是作为官方人士，我必须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为了对它施加影响，我必须利用那些出于某种缘故对我们友好的力量。至今孙逸仙仍然实行抵制政策，不干预中国政府的事务，也不对它施加影响，那我就不得不诉诸于吴佩孚。因此我才接触吴佩孚。”（第153-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