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越飞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是中国真正的政府，我们应该跟谁打交道？”越飞说，当时所谓的华南政府在思想上更接近我们，但是在那个时期，我们没有可能同南方政府，即同孙逸仙进行直接的接触。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越飞问：“我们是否应该仍像过去那样客气地对待毫无用处的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中央政府”，还是“转而采取真正革命的政策，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只同它打交道”。（第197 页）越飞的话等于承认了苏俄在合作对象问题上的政策主要不是出于革命的考虑，虽然明知孙中山与自己的思想更为接近，最初苏俄却没有直接接触，怕影响与北京政府的谈判；如今北京政府没有用了，而按照越飞对中国事态发展方向的预见，孙中山的政府有取得成功的希望，这时才考虑与孙打交道。
    当然，越飞也注意到，“国民党以及孙逸仙本人，在我们的思想影响下，近几个月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本质；国民党确实正在成为中国群众性的政党”。他还说，孙中山经他多次劝说明白了，光靠军事手段不可能实现中国的变革，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政策。“至少，目前孙逸仙甚至向中国现政府派来了自己的代表，并从昨天起在这里开始谈判，由此证明，他希望通过政治的、外交的途径影响中国的政策，而不是单纯地使用军事手段。”（第197-198页）
    总之，莫斯科终于认识到，同吴佩孚合作是无益的，而孙中山在解决苏俄对华关系两方面问题的过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他才是俄罗斯联邦惟一的盟友。从这时起，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决定积极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
    1923年1月16日，陈炯明被打败，广州克复，孙中山准备回粤。 同一天，越飞一行五人去上海，与南方革命力量接洽。1月18日、 19日、22日，越飞与孙中山进行了几次会谈。1月26日，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表明苏联与孙中山建立了公开的联盟。看起来，苏联人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盟友。在孙中山这里，苏俄对华政策的两个方面不再互相矛盾，而是有机地融为一体了。苏俄找到了革命伙伴，也在自己最关心的利害问题上找到了突破口。苏联的代表想尽各种办法，在两年中未能从北京政府和吴佩孚那里争取到的东西，最终还是在孙中山这里获得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表示苏俄要与孙中山建立关系，也宣布孙中山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同意苏俄的意见。
    莫斯科仔细研究了越飞提出的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请求。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都亲自过问这一问题。1923年1 月20日，托洛茨基写信给越飞说：“政治局同意您的总的提纲。政治局特别强调，不管中国出现任何政府组合都必须继续在支持孙逸仙的民主组织和配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方面进行系统的工作，并决定征询您的意见，为加强内部的系统的宣传工作可能需要多少款子。”（第200 页）2月6日，托洛茨基给加米涅夫寄去越飞的信，让加米涅夫“最好在地图上标出正在争斗的中国将军们的位置和实力，并考虑一下我们能向孙逸仙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要求他提出初步意见。（第222-223页）
    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越飞的建议，认为最好在中国西部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可以给孙中山约200 万墨西哥元的资助，并经孙同意后向他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第225 -226页）
    此后，苏俄与孙中山的合作全面展开。
    综上所述，苏俄在中国选择合作者时，相当多地考虑了本国的利益，并为此实行了重视和联合中国实力派的政策。关于这一点，俄共（布）有些人当年就看得很清楚，并提出了批评。1923年8月25日， 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的斯列帕克写信给维经斯基说：“大家都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他认为“应当彻底消除党是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服务的观点。当霍多罗夫或者马林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俄罗斯应当面向他等等时，他们就把党拉向这方面，并竭尽一切努力使党纳入这一轨道，大家也都作了努力。后来，当实际生活抛弃了对吴佩孚的这些幻想时，党又采取了另一条路线。人们开始把党拴在孙逸仙的马车上，要把孙从他‘可爱的’拥护者所设置的冒险泥潭中拖出来。”他指出，“明天如果有人喜欢张作霖，并认为必须面向他，那么又是：伙计们，到那里去吧！”他大声疾呼：“必须结束这种状况。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外交人民委员部需要这样，但不要把党牵连到这种事情里去”。“应该结束这种僵局，不要做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尾巴。”（第267─268页）
    遗憾的是，俄共（布）中央并没有接受这样的意见，仍然继续贯彻重视实力派的政策，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谁最具实力，就想与谁合作。按照以前的论点，在1923年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其军阀本质和反对革命的本性暴露之后，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就破产了（注：参见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第85─86页。）。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1925年，吴佩孚的势力上升，俄共（布）又提出了联吴的主张。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伏龙芝报告，“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人民军以及冯玉祥的作用和意义在渐渐消失。人民军、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有必要同吴佩孚建立固定的关系，这是整个形势决定的。”由于张作霖继续采取亲日政策，其势力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不断巩固，在中国东北给苏俄造成很大威胁，加之张一直玩弄手腕，加剧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苏俄的方针是打击张作霖，为此需要联合吴佩孚。伏龙芝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依然是张作霖。现阶段国内战争的任务，应该是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彻底打垮张作霖。吴佩孚的行动能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在新政府的人员构成上，要有直隶人，北方国民党人（冯玉祥）和华南（广州政府）的代表”。10月2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中国问题报告，决定基本上采纳伏龙芝的建议，并作为政治指示下达给加拉罕，建议后者尽快去北京。（第730─731、729页）
    由此可见，苏俄在援助和推动中国国民革命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是同时照顾到苏俄国家利益的。在选择合作者问题上，苏俄时刻根据中国军政力量结构的变化，确定能保证实现苏俄对华政策双重目标特别是苏俄利益的人物，以此为合作对象，从吴佩孚到孙中山和国民党，再到冯玉祥和国民军，以及后来到汪精卫、到蒋介石，重视实力派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