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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苏俄对在华合作者的选择(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杨雨青 参加讨论

还在1918年,孙中山致电苏俄政府,祝贺苏维埃国家的成立。列宁委托契切林于同年8月1日复函孙中山表示感谢,但是孙中山没有收到此信。其后,苏俄、共产国际陆续派人与孙中山接触。1920年秋,维经斯基和孙中山在上海会谈,孙表示希望能将“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注: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第204页。)。
    原俄国将军波达波夫在上海也同孙中山进行过多次谈话。他在1920年12月12日给契切林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孙的情况。报告说:“在中国各地他都有追随者,在革命人士中他有一些忠实的朋友”,还说:“他本人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在报刊上常常被称为国民党领袖”。(第47-48页)1921年4月21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也作了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提到广州政府试图同苏俄签订协议、建立关系,但是“他们广州人不知道为什么优林至今蔑视广州”。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因此应该“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目的是“在广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够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来反对日美资本对整个远东的奴役的人物。”(第58-64页)
    但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收到这些报告后,并没有立即采纳报告人的建议,因为此时苏俄正致力于同北京政府谈判,对与广州政府联系有很大顾虑。1921年10月31日,契切林致电在赤塔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扬松,咨询能否向广州派遣代表团,“广州政府单独同许多政府有交往,我们可否同它来往,这不会造成无法同北京建立联系?北京是民族统一的象征,首先我们应该同北京来往。如果我们打算同时与广州来往,同北京的联系会不会中断?”(第65页)
    同年11月6 日, 契切林给列宁去信, 并附有孙中山的信(注:指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给契切林的复函。在信中,孙中山问候列宁, 并表示愿与苏俄领导人进行私人接触,学习苏俄的经验。)。契切林表示:从扬松的回电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北京设立代表机构后就可以同广州政府进行往来。在此之前,我们认为不便给孙逸仙写信。去年我们给他写信时(注:指1920年10月31日契切林给孙中山的信。在信中,契切林向孙中山致意。半年之后,1921年6月14日, 孙中山才收到契切林的信。8月28日,孙中山复函契切林。)情况不同, 因为当时同北京的谈判尚未开始。”第二天,列宁回了一张便条,说明自己不认识孙中山,互相之间也从未通过信,指示要对孙中山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要派人去广州,但要尽量秘密进行。(第66、67页)
    12月7日,契切林遵照列宁指示的原则, 电令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使团团长派克斯:“同广州政府的接触,应基于对中国民主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要谨慎从事,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他还希望派克斯尽量不让北京知道自己给孙中山的信,并说“同他秘密进行书信往来会是很有好处的,但一旦为人所知,我担心会不会妨碍我们在北京的工作”。(第69页)
    可见,苏俄基于第一方面的政策,即要推动中国民主民族革命运动,知道应与孙中山接触,共产国际一些人也主张与之合作。然而,由于与北京政府的谈判更关系到苏俄的利益,苏俄担心同广州政府的往来会影响与北京政府的谈判,只好把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放在第二位,首先与北京方面来往,与孙中山只进行谨慎和秘密的接触,与他合作是谈不上的。
    三、同时联络吴、孙,争取二者合作
    苏俄为了迅速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积极接近掌握实权的人物,对用处不大甚至会妨碍谈判的人则敬而远之。但是,仅依靠吴佩孚一派的力量,并未产生多大效果。由于外蒙和中东铁路等症结,优林和派克斯使团与北京政府的谈判都未取得进展。为了打开俄中谈判的僵局,1922年7月,苏俄任命更得力的人物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 组成新的外交使团。并且,苏俄的策略有所变化,不再死盯着北京政府一方或某一个政治派别,而是尽可能地与各方力量联系,以求得他们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对苏俄观点的认可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越飞虽继续以吴佩孚为主要联络对象,同时也加强了与孙中山的联系。
    8月19日,越飞致函吴佩孚, 提出了一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问题,首先就是“建立我们两国之间本来就应有的友好关系”。越飞摆出一系列理由,力图说明俄中恢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对中国是多么的有益。他说:“第一,中俄之间有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恰恰对于中国比对于俄罗斯联邦更为有利。第二,现在正是时机,错过这个时机,中国就有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第100页)
    越飞所指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是外蒙和中东铁路等,他知道中国很重视这些问题,便以此来说服中国人主动谈判。越飞所指的时机,是最好先同中国谈判,再同日本谈判。当时,越飞还肩负着与日本谈判以使日本从俄国撤军的使命。他知道中国人担心俄日谈判对中国不利,就拿它来压迫中国,声称如果俄国先同日本谈判,他很可能会因为不了解中国的需要和利益,而做出有损于中国的错事,以此来催促中国尽快与俄国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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