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弃吴而取孙
    与苏俄的愿望相反，联合吴佩孚这个实力派人物，利用他对中俄谈判施加影响，推翻现政府，与孙中山合作建立一个亲俄的新政府，这一切都未能成功。加之在蒙古问题上，吴佩孚对苏俄越来越表示不满，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吴佩孚的利用价值越来越小，苏俄遂决定弃吴不用。相反，从1922年底起，一直愿与苏俄建立联系的孙中山开始受到重视，苏俄代表越来越倾向于孙中山。
    作出这一决定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外交谈判对手的转变，中国政局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实力集团的变更。
    1922年12月，由于中俄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越飞与中国外交部的谈判陷于停顿，苏俄在北京政府身上付出了长达两年时间的努力而未能达到目的。这使越飞继续留在北京徒劳无益，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南方。一方面是为了另辟蹊径，谋求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关系，争取得到从北京政府那里未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使北京政府因害怕苏俄与广州政府签约而主动要求重开谈判，并对苏俄作出重大让步。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中断了，吴佩孚自然用不上了；而要与广州政府达成协议，则必然要与孙中山联系。
    恰在这时，北京政权发生变动，直系保定派（曹锟）与洛阳派（吴佩孚）争斗，吴佩孚支持的王宠惠内阁倒台，代之以曹锟做后台的张绍曾内阁。吴佩孚的势力受到削弱，反之，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却在扩大。9月，孙中山接受马林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 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0月，孙中山命人在福建组织讨贼军，准备讨伐陈炯明，重建广州革命基地。中国政治形势的这些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实力集团的变更，也促成了苏俄合作对象的转变。
    12月12日，越飞向莫斯科报告，国民党是中国无比重要的力量，可藉以推动民族民主革命。在北京的一切谈判均欠妥当，同吴佩孚、张作霖的私人联系也都不是最要紧的事情（注：艾伦·惠廷：《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1968年英文版，第201-202页，转引自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第84页。）。如果吴、孙能谅解当然更好，否则，在任何情形之下，苏俄必须对中国革命力量加以支持。
    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重要决议，赞同越飞的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187页）
    1923年1月13日和26日，越飞给俄共（布）、 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去了两封至关重要的信。在这两封密信里，越飞分析了中国总的政治形势，并对比了吴佩孚与孙中山，最后得出了应倾向于与孙中山合作的重要结论。
    首先，越飞分析了1922年底曹锟争当中华民国总统以后的局势，指出：“目前吴佩孚处于孤立状态。他在中国中心省的地位已被曹锟及其同伙取代。同时，吴佩孚先前的政府已不再存在。”（第193 页）但是，新上来的曹锟并不被越飞所看好，越飞认为“曹锟及其同伙在中国社会上没有扎实的根基，因此总的说来他几乎不能依靠任何人”；曹锟的所谓政府，实际上都是一些平庸之辈，“整个内阁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有名无实的议会内阁”。越飞还认为，曹锟与张作霖的谈判，“无论如何不会给曹锟带来任何荣誉， 也不会使他取得巨大的成功”。 （第193-194页）
    接着，越飞专门分析了吴佩孚的情况，在前一封信中他指出：“吴佩孚目前实际上只有一个河南省，如果他不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就没有任何前途。”虽然“吴佩孚过去或许也没有大块地盘，但他能利用自己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实际上从铁路上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几乎全部收入。”而现在，政府不掌握在他手里，这些收入就落空了，这也是促使吴佩孚要去夺取更多地盘的一个原因。越飞进而分析说，吴佩孚要夺取地盘，但是他不可能向北方进军，因为他不可能同曹锟彻底决裂，对曹锟发起公开的军事进攻；这样一来，他除了向南方挺进以外别无出路，这就必然会同孙中山发生冲突。（第194-195页）在后一封信中，越飞提到吴佩孚也改变了对俄国的方针。1923年1月1日，曹锟、王怀庆发表通电，谴责苏俄的蒙古政府，号召“合内外上下一致力争，务期早定蒙疆，固我藩篱”（注：《公电》，《申报》1923年1月4日。）。1 月4日， 吴佩孚发表通电响应，表示赞同曹、王的主张（注：《公电》，《申报》1923年1月6日。）。因此越飞说：“在蒙古问题的整个喧闹中，最重要的是，吴佩孚也在俄国所有敌人的大合唱中提高了自己的嗓门，并发出一份令人极难理解的通电，其内在涵义只能解释为，吴佩孚试图证明，他在蒙古问题上决不讨好俄国”。总之，越飞认为，“吴佩孚的客观状况迫使他不仅反对孙，而且也反对我们。”（第209、211页）
    然后，越飞又分析了孙中山：“与上述事变发生的同时，孙逸仙的声望大大提高了”。他不仅在福建省站住了脚，而且不久前已向广州进军。“这样看来，孙逸仙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迟早会恢复在南方的全部影响。”越飞还考虑到目前张作霖正与孙中山联手，因此认为，孙很可能在近期内实际上成为除吴佩孚控制的一小块区域之外的中国的统治者。（第196-197页）
    通过对比，结论是不难得出的。在前一封信中越飞写道：“不管怎样，业已改变的局势和吴佩孚的实际状况使他对俄国的态度有所恶化。我本人将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使吴佩孚和我们的关系不致破裂，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中山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第196 页）在后一封信中越飞重申：“孙逸仙在整个南方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早已提出的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