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军教授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研究日本亚洲主义。他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逐渐增强，但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日本的殖民枷锁依然存在，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日本民族的完全独立，巩固维新的成果成为更多的日本人冥思苦索以求解决的时代课题。不少人认为出路只能是与亚洲邻国实行联合。自由民权运动中，一些自由民权主义者把内争民主、自由的斗争和外争国家、民族独立的斗争联系起来，由日本一国延及各国，提出了亚洲、非洲被侵略各国合组万国共议政府，以确保各民族享有平等、独立地位的主张。这是日本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为争取本国及世界各国民主与进步所提出的一种最有意义的思想，同时也是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一种萌芽。”（注：赵军：《孙中山与大亚洲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赵军认为，日本亚洲主义在其产生开初，面对西方侵略，主张“与亚洲邻国实行联合”，体现出一种“有意义的思想”。他把亚洲主义初始之时，定在“明治维新之后”，即1868年之后。
    日本亚洲主义“既非褒义词，也非贬义词，它是个中性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它是“一种是民间理想主义的亚细亚主义思潮，它以驱逐西方白人殖民主义者、振兴亚洲为己任；一种是政府现实主义的大陆政策构想，它以扩张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为目标，时而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互勾结，共同瓜分在亚洲的利益，时而与西方列强兵刃相见，企图独占亚洲利益。两者之间的交错与重叠，形成近代日本的亚洲观”。王屏在《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一书中说了以上的话。（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4页。书中给“亚细亚主义”所下的定义是：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是指在西方列强加剧侵略东方的危机时刻，围绕着对“东洋”与“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有关日本人亚洲观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及其相关行动。由于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复杂而特殊的发展历程，它又表现为强调亚洲平等合作的古典亚细亚主义、强调扩张领土的大亚细亚主义以及对亚洲实施侵略的“大东亚共荣圈”三种形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其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它从“兴亚”到“侵亚”的质变历程。）
    其实，日本亚洲主义在其发生之初，与近代以来出现的许多民族主义的地域思潮，诸如泛斯拉夫主义、伊斯兰主义有着重要的内在精神的联系性与相似性。
    如何评析地域主义思潮，恩格斯曾作出很好的榜样。他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的《泛斯拉夫主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这节中，突出地对“泛斯拉夫主义”予以了科学的分析。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斯拉夫族的另一个离散的成员，它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后来波希米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恩格斯说：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自身足以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它们各自的民族性都已逐渐被种种历史原因的作用所破坏，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种族所并吞，它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波兰人有2200万，俄罗斯人有4500万，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有800万，为什么不把所有这8000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恩格斯分析这是泛斯拉夫主义出世的初始意义。
    然而，议论还在继续，当恩格斯接触到“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原则问题时，对泛斯拉夫主义的评判转向严厉。他说这个“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这个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式的泛斯拉夫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发明最适合于它的目的”。（注：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527页。）
    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做深刻定义：1.从民族论的意义上说，在其成立之初表现出“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意义。2.从泛斯拉夫主义性质变化的意义上说，揭露“俄罗斯帝国”借用泛斯拉夫主义“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的“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
    对日本亚洲主义，也当用辩证分析的方法看问题。一方面认识其早期形态体现的“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地区民族主义特点，另一方面也揭发日本右翼如何“借用”这个“主义”，贩卖侵略主义，并分析这个原本属于地域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最终如何、为何演化成侵略主义的专用符号。
    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定义分析启发我们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日本亚洲主义做出定义：第一，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其他许多地域思潮相似，日本亚洲主义是长期“过程”的展开。应该对其做“早期”与“后期”的分期考察。日本存在过一个“早期”亚洲主义是历史的事实。第二，日本亚洲主义是多元“流派”的组合。其中既有疯狂鼓吹“征韩论”、“征台论”与“大陆进出（侵略）”论的极右派，也有以曾根俊虎等人为代表的吁求“亚洲同盟”、“中日连携”、“文化亚洲主义”的民间温和派。他们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日本民族主义者企望亚洲“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精神要求。特别是以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支那（中国）革命”派直接支持中国辛亥革命所发生的重要影响，不应该予以忽略。第三，日本侵略主义是亚洲主义最终“异变”的结果。不可忘记在这个亚洲主义的“理论之后”，还站着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想把整个亚洲变成日本“领土的野心”，由此后期日本亚洲主义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我们觉得只有用上述“过程”论、“流派”论、“异变”论的方法探悉日本亚洲主义，才能对这个“主义”进行历史的分析，做出科学的定义。
    戚其章先生的文章给日本亚洲主义定义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日本亚洲主义产生于甲午战争之后，盛文所谓的“早期亚洲主义”不存在；第二，发生于19世纪日本的，被盛文称为早期亚洲主义的“亚洲连带”论、“中日提携”论“兴亚”论及“文化亚洲主义”（国粹与亚粹论）原本就是侵略理论；第三，从来都是“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的“侵略理论”，不存在盛文所谓的“右转”与“异变”。显然，戚文的第一点意见不主张对日本亚洲主义做“过程”论的分析；第二点意见不主张对日本亚洲主义做“流派”论的分析；第三点意见不主张对日本亚洲主义做“异变”论的分析。戚文持这样的方法研究日本亚洲主义，无益于对日本侵略主义的来龙去脉做深刻观察，所得定义与结论离历史事实也是有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