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日本亚洲主义诸“流派”的分析与右翼思潮探源
    （一）对诸流派的历史分析
    有学者认为，根据“日本亚细亚主义内涵的不同”，亚细亚主义可以分成“古典亚细亚主义（指亚细亚连带论）、扩张的亚细亚主义（指大亚细亚主义）、侵略的亚细亚主义（指大东亚共荣圈）、保守的亚细亚主义（指石原慎太郎的新亚细亚主义）、新古典亚细亚主义（指三谷太一郎的横向共同体理论以及建立在亚洲各国平等合作基础上的“区域一体化”主张）”。（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25页。）确实，在“日本亚洲主义”的概念下，包含着诸多流派。日本亚洲主义中存在三个思想元素。1.主张“兴亚”联亚、中日提携，反对西方侵略；2.主张“国粹”、“亚粹”，“反对全盘欧化”；3.主张占领中国，“征服”亚洲，推行侵略主义。由此，亚洲主义分成三大流派：即“战略亚洲主义”、“文化亚洲主义”与“侵略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
    细致再分，又可分为以会泽安为代表的“提携攘夷”论；以曾根俊虎为代表的“连带‘兴亚’”论；以三宅雪岭、冈仓天心为代表的“亚粹国粹”论；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支援革命”论；以樽井藤吉、大井宪太郎为代表的“民权联亚”论；以近卫笃麿为代表的“保全支那”论；以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内田良平为代表的“征亚”论；以北一辉、大川周明为代表的“亚洲革新”论；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东亚联盟”论；以松冈洋右、岩畔豪雄、堀场一雄为代表的“大东亚共荣圈”论。眼光放开，还有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以及印度泰戈尔的“亚洲主义”等。（注：参见赵军：《“吾人之大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对日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0期。）另外还有一些人的亚洲主义，如尾崎秀实的亚洲主义、橘朴的亚洲主义等等。（注：参见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71页。）
    对会泽安的“攘夷合纵”论；曾根俊虎的“连带兴亚”论；三宅雪岭、冈仓天心的“亚粹国粹”（文化亚洲论）论；樽井藤吉等的“民权联亚”论；宫崎滔天的“支援革命”论；吾妻兵治、尾崎秀实的“经济协同”论等，应做具体的学术分析，其区别于“侵略亚洲主义”而为“初始亚洲主义”。
    会泽安（正志斋，1782-1862）是后期水户学的中心人物，最先提出攘夷论。1824年，英船船员于大津浜上陆，会泽安参与询间船员，成《谙夷问答》，1825年成《新论》。1853年培里叩关，德川齐昭复出，会泽安为议士，受到德川将军接见。他力陈海防意见，主张对外强硬的主战论。
    会泽安在《新论》中提出以下的观点：目下世界局势犹如“战国”，“夫方今举宇内列为七雄，而与周末所谓七雄者，小大无异。其势亦有绝相似者焉。鄂罗度尔土广兵强，接壤争雄者，秦楚之势也。”（注：《新论》，《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第397頁。）在此世界局势中，日本与俄罗斯关系最大，“接壤争雄”，而形“楚秦”之势。
    他认为“满清富强在东方者，齐也。莫卧儿及百儿亚在其中间者，韩魏也。热马则虽以名位为诸蕃所尊奉，其实则与佛郎察伊斯把谙厄利相仲伯。大者韩魏，小者宋卫中山耳。”（注：《新论》，《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第397頁。）他又论日本云：“而神州（日本--盛注）在满清东，犹燕之蔽于齐赵，然今四边皆贼冲，则亦不能如燕之独不受兵，而有如周之在韩魏之郊者也。”
    他说与中国相比较，日本如同战国时代的燕国，处在“四面皆贼冲”危险境地，而“满清富强在东方者，齐也”。
    可见1825年之际，日本还以“富强在东方者”的强国看中国，此刻日本侵略思想，有则有矣，但客观环境不可能使这样的思想升为主题，主题是“攘夷”。说这个时候日本就以“抗西洋之名，行侵略朝鲜、中国之实”，即包含着“夺取朝鲜和满洲土地的阴谋以及内心企图加以征服”的“战略图谋”，即使是井上清所说，也可斟酌商榷。（注：引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35页。）
    会泽安强调，日本的国际环境是“独保孤城，邻敌筑境，日将逼之势”，主要的敌人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故其殊不得不屏者，莫若鄂罗（俄罗斯）”。会泽安推出自己的战略决策：“与神州相为唇齿者也，清也”，除了与中国联合，别无出路。他主张立即与中国“势声”呼应，“相为犄角”，一同抗御西敌入侵。（注：《新论》，《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第398頁。）
    与会泽安差不多同时代的还有佐藤信渊（1769-1850年），在1823年著《宇内混同秘策》鼓吹“支那经略论”。（注：佐藤信渊：《混同秘策·混同大论上》，《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渊》，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第426-428頁。转引自吕万和：《明治维新と中国》，东京：六兴出版社，1988年，第144頁。）然而就是同一个佐藤信渊，于1839年莫里松号事件发生，并听说中国鸦片战争的结果之后，思想发生变化。他的“支那经略论”转化为“日中提携论”与“存华挫狄论”。他在1849年为自己的书所作的序中说：“古人有言，唇亡齿寒”，是故“希望清国复兴，永作日本（本邦）之西面屏障”，希望中国“起复仇之义兵，征讨英夷而打破之，失地悉收”。他说这些话后第二年去世。观其一生，虽多侵略言论，然而生命最后时刻的“存华挫狄论”，却是“盖棺”之语，宜予肯定。（注：藤春禅：《日清战争とわが大陆政策》，《军事史学》第4卷4号。转引自吕万和：《明治维新と中国》，第145頁。）
    王芸生先生在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特别提到会泽安，将会泽安所说“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也，清也”作为警句引用。吕万和教授在《明治维新与中国》中也有如下论述：“会泽安，儒家学者，他认识到基督教势力东侵之际，东方独立国中唯中国与日本信奉儒学，两国结成同盟，乃为当然之事。不能说这样的思想有多少深刻，但依然可以说他是亚细亚的先觉，倡导‘日中同盟’论的先驱”。（注：吕万和：《明治维新と中国》，第144頁。）
    著名的日本学与中日关系问题研究家俞辛焞说：“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萌芽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平野国臣、佐藤信渊、胜海舟等的‘日清提携论’及樽井藤吉的‘大东和邦论’主张，因欧美列强的侵入而面临民族危机的日本应与中国联合抵抗欧美”，“这些思想与孙中山的亚洲观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和解放以及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俞辛焞先生肯定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存在，指出它“萌芽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意义在于追求亚洲的“联合和解放”、“独立和平等”。（注：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4页。）当然我们的观点与俞辛焞稍有不同，而认为早期亚洲主义的时间可以上溯到19世纪20年代，以会泽安为主要代表。
    戚文对早期亚洲主义中的“兴亚”论也予以彻底的否定，主要理由是兴亚论的主要代表曾根俊虎等皆为侵略分子，“包藏祸心业已昭然若揭”。这也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