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曾根俊虎的名字人们会自然想起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的革命“因缘”。据孙中山回忆，1895年惠州起义失败，亡命日本的陈少白因曾根俊虎的介绍认识宫崎滔天的哥哥宫崎弥藏，此后宫崎滔天加入反清队伍，与孙中山结为至交。
    曾根俊虎曾在日本海军任职。他最初是一个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侦探家”，曾把自己在大陆进行情报活动的成果编写成《清国近世乱志》、《中国诸炮台图》等“献纳”于政府。（注：曾根俊虎著有《清国近世乱志》（1879年）、《中国诸炮台图》（1879年）、《清国各港便览》（1882年）、《清国漫游志》（1883年）、《法越交兵记》（1886年）、《日本外战史》（1895年）、《俄清之将来》（1896年）、《北支那纪行》（1997年）、《俄国暴状志》（1904年）等。）然而中法战争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日本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固然无可厚非，但应建立在与亚洲国家平等的基础之上”。为此，他在1886年上书伊藤博文表示不再想当“侦探家”，而要做一个“兴亚家”。他积极促成振亚社的成立与创立兴亚会（1880年），说明在此之前已经把思想变为行动。（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4页。）
    1886年，发生长崎事件。中国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所谓行为“骄慢”，引起日人“愤慨”，日本为此舆论哗然。（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24頁。）曾根俊虎立时发表意见，认为日本人“愤慨”得没有道理，初看是中国人“骄慢”，其实乃日本人长期轻蔑中国，激怒中国，自取其咎，自取其辱。日本人取笑中国人为“牛豚”在先，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以“假鬼子”回敬？
    他认为对待中国与朝鲜，日本应取平等态度，这样的关系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自上而下的，出兵朝鲜，祸及中国，“肆无忌惮”，“呜呼！积怨深怒何日而泄？”为今后的日中关系担忧。日本侵略台湾，向中国强索50万两白银，他在《清国漫游志》前言中批评本国政府：这样做将使中日两国“意想悬隔亦甚”，积怨愈深，终将爆发。他主张将此作为一个重要课题交由兴亚会研究。（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2），《东亚》2001年9月号。）
    诚然，如前文所述日本亚洲主义组织，即使曾根俊虎的兴亚会，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有曾根俊虎这样的兴亚家，也有荒尾精、岸田吟香那样的政府间谍。不同的思想人物混同在一个组织，这是自然的，不可因有坏人的混入，而将曾根俊虎“连带”否定。
    曾根俊虎在《清国漫游志》、《法越交兵记》等书中，总是批评政府。他的“兴亚”思想也与政府气味不投，结果非但没有当上外交官，还被罢官。他在1891年退出军队，晚年从事商业，但一无所获。1910年5月31日在东京寓所去世。死前一变既往“兴亚家”之“豪放快乐”，“形容枯槁，两鬓斑白”。（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2），《东亚》2001年9月号。）王屏说：“曾根俊虎所走过的路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日本古典亚细亚主义在与日本政府追求‘国家利益’的亚洲战略发生矛盾时，其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改变性质，要么走向消亡。”（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4页。）王屏的话接近历史的真实。曾根俊虎堪为日本“初始亚洲主义”的典型，他的思想与日本的侵略“利益”发生冲突，其最后的人生结局说明了这一点。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有“文化亚洲主义”（国粹派）一派，其代表人物有冈仓天心等。戚文论冈仓天心是一个“人种论者”，所以他的思想就是“经过包装的侵略主义”。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施行“欧化政策”，决定将西方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样式一揽子引入日本。东京日比谷设“鹿鸣馆”，每日由政府高官招待绅士淑女，举行西洋舞蹈会，舞乐高奏，“全盘欧化”思潮甚嚣尘上。对此，一部分文化民族主义者发出批评责难之声，“国粹派”应运而生。国粹主义初始目的乃反对“全盘欧化主义”，抵制西方文化扩张，复兴包括中国儒学、印度佛学在内的亚洲文化（国粹、亚粹主义）。
    盛文论日本亚洲主义具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同时也指明其宣传“日本文化优越论”、“振兴亚洲文化的天职论”的局限性--“这一切终使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变形，其中的一些人最终向侵略主义转化”。
    然而就是盛文的这一辩证分析观点，最终还是遭到戚文的指责：“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观点，从总的方面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但“错”在那里呢？只说“这个问题涉及面广”就没有了下文。
    冈仓天心为抵抗全盘欧化风潮，为发现亚洲价值，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发出了“亚洲为一”的名言。如他说：“亚洲为一。喜马拉雅山山脉分割了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的共同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与达摩的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然而，仅仅是为了对这两个文明作各自的强调，才这样说，其实，追求普遍终极精神的博大爱思，即使白雪覆盖的障壁也无法阻隔。这种爱正是亚细亚民族的共通的思想传承。因为这样的爱，世界上所有的大宗教得以产生”，也因为这样的爱，将亚洲与忽略精神，只重物质与手段的西方区别开来。（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324頁。）这样的思想无可厚非。
    冈仓天心说过，世界在竞争，“此竞争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不能说这就是“经过包装的侵略主义”。
    孙中山也论“人种”。他说过：“世界上的十五万万人之中，顶强盛的是欧洲和美洲的叫四万万白种人。白种人以此为本位，去吞灭别色人种”。（注：曹锦清编：《国权与人权·孙中山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38页。）这与冈仓天心所谓“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意义上有多少差别？据孙中山的意思，“人种”即“种族”，扩大之即民族，所谓人种竞争也就是民族的竞争。
    宫崎滔天是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是日本“初始亚洲主义”的延伸与发展。戚文评析日本亚洲主义，简说与不说宫崎滔天，是否为一个有意的“疏漏”？
    宫崎滔天出生于熊本县，15岁入德富苏峰的大江义塾。又进东京专门学校（现早稻田大学）。他曾有留学的想法，后受兄弥藏影响，接受“革命的亚细亚主义”。弥藏去世，他认识孙中山，加入反清革命。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宫崎滔天曾尽力给予经济支持。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宫崎滔天更积极参与。革命后，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宫崎滔天也一心投入，被孙中山引为没有私心的“义侠”与日本同志。1922年去世，时年5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