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滔天1891年到上海学中文，发生经济问题。这时荒野精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同文书院的前身），成员200多人，打着研究中日贸易的旗号，从事间谍活动。荒野精主动提出接济宫崎，但宫崎滔天“见到校长荒尾精等一派人，作为支那占领主义者，结为一团，乃为异己主义的集团，于是不食周粟”，断然拒绝。表示与“占领中国主义者”划清界限。（注：转引自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22頁。）
    1905年7月，宫崎对宋教仁说：“现今各国无不垂涎于中国，即日本也野心勃勃。”1906年宫崎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中国革命与列国》说：“所谓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吞并主义。伴之而来的是扩军备战。”孙中山为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作序，有对著者的基本评价：“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惟愧吾人无太宗之资，乏卫公之略，驰驱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游归国，将其所历笔之于书，以为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吾喜其用意之良，为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扬之。壬寅八月支那孙文逸仙拜序”。（注：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第1页。）
    “日忧黄种陵夷”，“襄成兴亚之大业”，“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说明宫崎滔天是一个“关心亚局”的亚洲主义者，是一个“襄成兴亚之大业”的“兴亚”论者。这样的亚洲主义不是侵略主义，这样的“兴亚”论也不是侵略论。宫崎滔天言行著作，影响较大，戚文论亚洲主义而绕开宫崎滔天，无法对日本亚洲主义做全面评析。
    需要补充的是，日本亚洲主义包括着一个关心亚洲经济联合的群落，对他们的思想也很难以侵略主义做绝对否定。据狭间直树考证，《亚细亚主义协会报告》中，亚洲主义者中吾妻兵治就强调发展东亚通商贸易与确立近代市场的必要性。他认为欧美各国，“人众相集而成国家”，彼此相通而与亚洲悬隔。故亚洲应自组独自的“通商”“贸易”区域。此为达成亚洲富强与文化向上所必须。他说：日本与中国既有《通商条规》，交易也盛，然“商权”握西人之手。若不收复商权，既被人欺凌，也自我凌夷而毙。日中宜“合纵”以抗西商，建设铁路、电线、船舰、兵器及各种“公司”，以振工业。“若当今日中商人，悟当今大计，合纵起业，翻然弃内外之见，务共同之计，或相结以起工事，或移资银以设公司，彼我往来，相视如一，进退动静一从其便，虽时有一丧一得，其利也不出两国之外。各商既得私利，而两国公利，也不胜其数”。对抗欧美，共同经营，不是说不要私利，而是说“私利”乃共谋“公利”之结果。“五洲如竞争场，相互角逐，故日清当今之急务，合纵之以收商权”。（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
    如狭间直树所说，吾妻兵治论说日清提携，共振商业的必要性，强调于“提携”基础上加强贸易，值得重视。尽管这样的构想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提出了一个“非西洋世界”必须直面的问题，中国郑观应的“商战”说，恰与吾妻兵治的思想相对应。（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
    尾崎秀实是一个亚洲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反对日本侵略亚洲主义的战士。他1939年于《中央公论》发表《“东亚协同体”的理念与它成立的客观基础》，揭露“东亚协同体”理论所包含的经济侵略野心。指出：东亚协同体的理念，旨在确立日本于亚洲霸业，为这霸业披上温和的外衣。在此外衣的遮掩下，大陆成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324頁。）
    他揭露在日本，“作为经营与开发，大陆建设被当作首要问题被提出”，然而，这不是“开发”，而是资源掠夺。作为大亚细亚主义主干的“东亚协同体”在名与实的问题上发生冲突，与所谓的“大义名分”相背离。“东亚协同体”思想终究成为无法实现的“梦”，一个“现代神话”。（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东京：现代书馆，2001年，第217頁。）
    尾崎秀实指出，想把中国变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不仅存在道德上的问题，现实操作及资金上都有问题。随着在华（侵略）战争的深入，矛盾将日益突出。（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第216頁。）日本推动所谓亚洲经济组织化，困难巨大。而阻挡日本经济侵略计划的重要因素，则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第216頁。）1941年，尾崎秀实被日本军部逮捕，最后被杀害。《检事询问调书》记载他的话：这场对中国的战争，将使“日本本来脆弱的经济被削弱”，将给日本带来致命的打击。他预言：日本侵略亚洲主义给日本带来的不是好运，而是破灭。（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第216頁。）
    （二）早期右派的膨胀与国粹派的“变节”是右翼思潮的重要源流
    一般说来，梳理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战略亚洲主义”与“文化亚洲主义”之后，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流派就已经大概清楚了。然而，继续深究，发现还有一个早期流派不可疏漏，这就是玄洋社与黑龙会。
    1876年明治新政府发布“废刀令”，不满士族10月爆发“萩之乱”。翌年又有西南战争，福冈藩士族参加了这次战争。内乱镇定后，向阳社结成，提倡征韩论。1881年在头山满的组织下，向阳社改名玄洋社，社长为平冈浩太郎，设福冈本部，提倡天皇主义、国权主义与“大陆进出（侵略）”论。1901年又出现黑龙会，内田良平为创立者，头山满为顾问。天皇中心主义与“征亚”主义成为其中心纲领。我们可以把玄洋社、黑龙会称为“征亚主义”的代表。
    玄洋社与黑龙会和后期亚洲主义即“侵略亚洲主义”有着很大的联系。例如，1898年东亚会的成立与平冈浩太郎就有极大关系。历史记载“1898年春，江藤新作一派加入其中，合同立会”，而“将井上与江藤组合一体的中介是平冈浩太郎”。（注：日本东京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收房，1968年复刻版，第875頁。见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6），《东亚》2002年1月号。）该会会员32名，头山满与内田良平的名字赫然见于其中。
    这样，早期日本亚洲主义就具有三重流派：“战略亚洲主义”、“文化亚洲主义”与“征亚亚洲主义”。日本后期亚洲主义即侵略亚洲主义就是这三个早期“亚洲主义”异变，尤其是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大陆进出（侵略）”论、“征亚亚洲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
    前面说过1891年东邦协会成立，此乃日本亚洲主义急遽右转的信号。引人注目的是凡著名的国粹论者即“文化亚洲主义”者如陆羯南、志贺重昂、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等人都加入到东邦协会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