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社会不同群体对各种私利的追求同样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在建构政治体制时，政治精英就考虑过社会利益多样性的问题。麦迪逊曾说，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利益。除了贷款者和借款者，还有农民、商业和制造业者，其中有富人和穷人之分，不能被看作完全一致的整体。随着人口增多，政治经济随之变得复杂。(101)因此，建国者设计出一套适用于利益多元化社会的代表制政体，在制度上认可并规范个人利益。代表制政府并非是单一利益的代表，而是代表了社会利益的多元性。选民选举代表，不是因为代表的才能、正直与爱国主义，而是因为与他们相同的兴趣与动机。(102)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各种为私利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为报答支持者进行的政治分肥活动比比皆是。选民也是“出于某种狭隘的、自私自利的或者是毫无定见的动机”去投某人的票。(103)
    因此，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是极为复杂的。这种政治文化强调公共利益至上，相信精英具有美德，能够超越个人利益推进公共利益；与此同时，政治文化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个人、党派和区域利益交织，影响着各种政治决定与行为。政治精英不同的价值体系与对政治的认知，以及他们的表达与行动，共同塑造了建国初期复杂多重的政治文化。18世纪末商业公司的建立就像一个多棱镜，反映了“精英统治”理念与各种私利追求并存的政治文化。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在逐渐发生转变。
    在人们普遍追求私利的社会中，强调“精英统治”的思想观念无疑遭到了巨大挑战。在政治领域，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而否定派别和政党的政治精英，不得不面对18世纪末愈演愈烈的党派斗争。建国初期的政治精英普遍相信社会存在“共同福祉”，他们的各项行动与举措都是为了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对于党派，他们则大多持排斥与厌恶的态度。约翰·亚当斯曾表示，“共和国被划分为两个政党”是“最大的政治罪恶”。(104)来自弗吉尼亚的参议员约翰·泰勒(John Taylor)提出，国家制定宪法，是为了推动整体利益和为全体公民服务，不是为一部分公民服务，党派则是宪法推进目标的对立物。(105)总之，在大多数人看来，党派的成员只关注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他们渴望权力，希望通过“掌控政府”，为个人利益服务。(106)然而，批评党派的政治精英却在18世纪90年代身陷党派斗争。因为内政与外交上的分歧，约翰·亚当斯和汉密尔顿联合组成联邦党，与以麦迪逊和杰斐逊为代表的共和党展开竞争。他们在国会辩论与各种公开言论中相互指责。麦迪逊批评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赋予少数人特权，旨在建立君主制和贵族制，威胁共和政府的基本原则。(107)而汉密尔顿则质疑杰斐逊暗中动用政府资金资助反对派报刊。(108)在179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联邦党与共和党都在为各自的总统候选人拉票，希望能赢得诸如宾夕法尼亚这种摇摆州的选票。(109)到了1800年的总统竞选，联邦党与共和党的党派竞争达到巅峰。联邦党利用1798年通过的《惩治煽动叛乱法》压制共和党的批评言论，给竞选施加影响。而共和党则借助民众对联邦党人控制言论的不满情绪，在报刊与小册子上不断批判联邦党剥夺言论自由，为选举制造声势。杰斐逊为削弱联邦党人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影响，与该地区的共和党领袖密切联系，以争取更多的支持。(110)尽管当时的政治精英仍然坚信自己拥有美德，组成的是“爱国者联盟”，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拯救国家，但是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激烈斗争却表明，强调“精英统治”的理念正在不断被政党政治所削弱。直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来自纽约州、时任国会参议员的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公开承认党派利益的必要性，他提出，“政党是自由政府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它能更有效地监督政府，防范政府滥用权力。(111)
    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强调“精英统治”的理念也遭遇挑战。在18世纪末，相当一批政治精英秉持“精英统治”的价值取向，并且通过一套精英治国的话语，构建了权力体系。这些政治精英包括了具有共和精神的政治家，也有很多大种植园主、大农场主、出口和进口大宗货物的商人、金融人士以及律师。他们宣扬自己为广泛的群体服务，而不是为任何派别谋取私利。他们几乎从没有公开表示自己的政治与经济主张中包含个人利益，而是通过竭力展现他们的优越性，证明自己能为公共利益服务。在他们的公共言论中充满共和话语：“秩序是脆弱的，所有人都有权力欲；美德被野心和欲望侵害；只有那些每天免于生活压力的人才能被信任，肩负职责。”(112)然而，精英治国理念在商业公司上的运用却遭遇挫折。各种私利影响着商业公司的建立，精英的监管和经营并没能确保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超越对私利的渴望。在精英对复杂利益的追逐中，依靠精英推动公共利益的想象被瓦解，甚至被摧毁。可以说，在商业公司建立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实际上是对“精英统治”话语与理念的一种“解构”。
    商业公司建立的过程中，“精英统治”的理念与人们普遍对私利的追求，在共同塑造建国初期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充满对抗性。美国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曾分析说，18世纪末的美国是古典共和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共存的时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个人不断增多的需要”在“挑战有具体职责和特权的公民”。(113)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不仅“精英统治”思想受到冲击，而且兼容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价值观的政治文化已经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
    政治文化的转变可以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中体现出来。在“精英统治”的理念中，公共利益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个人利益，政治精英普遍相信，多数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会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实际上，这种利益观念深受古典作品中利益观念的影响。在古典作品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处于“势不两立”的状态，相当多的人都认为，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势必会损害公共利益。而到了中世纪，“对金钱和财富的贪婪”也被视为堕落的主要罪恶之源。(114)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欧洲和美国，人们的利益观都开始发生变化。
    从16世纪开始，在欧洲，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逐渐得到承认，个人利益的含义明显发生了变化与扩展。马基雅维利更强调“利益”的“不可避免性”，在他笔下，利益似乎成了生活的“必需品”。(115)如果说之前个人利益被贴上了等同于“贪欲”和“不道德”的标签，那么在17世纪的论著中，个人利益开始具有了一种正面的“形象”，它被认为可以带来“有预见性的”好处。在18世纪，孟德斯鸠则更清晰地提出，在一定条件下，个人欲求会不知不觉与公共利益汇合，“虽然每个人都认为是在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但结果却是为公共福利做出了贡献”。(116)而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则彻底挑战了依靠少数精英持有特权推动公共利益的观点。他指出，每个人追求改善自己的状况是自然的事，这种无计划、无引导的体系会推动公共利益。(117)个人利益观念的变化同样发生在美国。在美国建国初期，一些政治精英已经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存在一致性。威廉·芬德利(William Findley)在1786年宾夕法尼亚议会关于是否重新颁给北美银行特许状的讨论中提出，只要做法是“安全有益的”，“在政治上促进各种利益的发展”就应该被允许。“促进各种个人利益的发展实际上正是美国政治应该做的工作”。(118)在19世纪初，当时著名的建筑师本杰明·拉特罗布(Benjamin Latrobe)坦言，“只有每个人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公共利益”。(119)
    伴随着人们利益观的转变，古典共和语境下的美德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古典作品中，衡量美德的标准就是要牺牲个人利益，为公共利益服务。当人们意识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非完全对立，在一定条件下个人利益可能推动公共利益时，美德也就不再只被界定为超越个人利益，具有公共精神，也不再局限于政治生活领域，而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除了政治领域，在社会生活中展现的个人能力与才干，以及人们在私人生活中展现出的责任感也被视为具有美德的重要标准。(120)这样一来，拥有美德就并非是精英特有的标签，“精英统治”的合理性就遭到弱化。
    在商业公司建立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追求与“精英统治”理念之间的巨大落差，不仅使“精英统治”的理念遭遇挑战，而且展现了这个时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和变动性。美国史学界普遍认为，18世纪末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包含多样化且不断变动的思想与概念。(121)古典共和思想中的追求美德与公共利益、现实世界中对私人利益与财富的渴求，这些看似矛盾的思想交织，使当时的政治话语缺乏明确的界定，变得模糊不清，成为融汇了多种概念的“混合物”。阿普尔比认为，“18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改变”，“自由交换”和各种社团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以往的思考方式失去了物质基础”，之前的“体制”慢慢变得和现实“毫无关联”。(122)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确实经历着转变，强调精英美德与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被削弱，强调合理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一致性的自由主义观念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开始上升。直到19世纪中期，“精英统治”的观念最终被强调个人利益的自由主义理念所取代。政治文化在主体内容上逐渐发生的变化，使19世纪的美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发生了意义深远的改变。在政治领域，强调合理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具有一致性的理念，促使“精英统治”的思维模式被打破，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生活，在19世纪推进了美国政治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在经济领域，则使美国的商业公司从公共机构逐渐演变成为私人牟利的经济组织。如果没有18世纪末个人、党派与区域利益给“精英统治”思想带来的冲击，没有政治文化上的转变，自然就不会有19世纪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可以说，商业公司的建立，充分展现出追求各种私利与强调“精英统治”并存的复杂政治文化，揭示了美国建国初期“精英统治”理念遭到的严重挑战。更重要的是，商业公司的建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建国初期处于转变中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的转变对于19世纪美国政治民主化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关键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