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与反思，罗斯金十分厌烦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城市环境，而特别钟情于郊区农舍或者由中世纪工匠设计成的生活环境。他说：我走访了一家农舍，或者是一幢大宅院，我不知道该称呼哪一个更好。这个农舍依山傍水，大约是查理时代的产物，屋子上有竖格的窗子，屋门外是一个低矮的拱状门廊；围绕着农舍的是一个三角形的小花园。我们可以想像一家人，他们过去常常坐在这个小花园里度过他们的夏日时光，听潺潺的流水透过石楠的篱笆轻轻地传过来，看绵羊在远处的丘陵上沐浴在阳光中。[6]（p238）显然，罗斯金是运用对比的手法，即通过工业城市与郊外农舍、依山傍水与烟囱林立、阳光沐浴与烟云蔽日、水清树荣与浮垢污泥的对比，表达对城市工业文明的极度愤恨和对乡村绿色文明的无限向往。罗斯金的绿色的人文主义的文明观念，对于后发性的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来说，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手工艺运动思想家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中，对工人的健康、安全和生命的关怀，是他们人文主义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特别是凭借新的自由工业秩序支撑的政治与经济，已经显示其异化与毫无人性，工人们被迫履行其单调而丧失灵魂的任务。他们撰写许多论著展示其对于工人命运的关注和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他们认为，英国工业化社会所导致的是道德沦丧与祸害无穷，它把工人阶级逼进文化与财富的赤贫之中。[7]（p205）人们曾经对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平民生活恶劣状况的悲惨结局做过统计：仅19世纪30年代，从第一次人口普查情况的估计来看，农村人口的死亡率是18.2‰，而城市由于所谓糟糕的文明带来的是人口死亡率高达26.2%。因此，人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一个显著问题是，城市人口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8]（p55）可见，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对工人与平民命运的关注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特别具有时代意义的。
    19世纪，对于工业文明的批判，研究异化问题并寻求对于这一历史性问题的解答，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40年代，人们普遍关注异化问题。马克思从深邃的思考中发现：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工人的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变为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却铸就了劳动者的愚钝、痴呆。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劳动者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爽然若失。[9]（p45～47）这一观点，与手工艺运动思想家们的观点，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共同构成了对于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缺憾与弊端的批判思想之洪流。
    对工业文明诸多缺憾的批判，显然只是手段，其真正的目的乃是对于这些缺憾的补救，来寻求人文主义理念的复兴之路。对此，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做出了尝试和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早在1830～1860年，科尔、普金、琼斯等先行者就试图在追求技术与艺术的整合中发现一种道德力量，一种改变社会状况的方法。他们反对新古典主义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模仿，反对机械的形式复制和抄袭之风。为了阻止从过去时代作品的形式中进行抄袭，他们主张让所有的艺术和装饰都要成为人的独特的视觉形象。不管它有什么用途，都要给人带来心理健康和精神的力量与愉快。这一点，也是罗斯金创作《建筑的七盏明灯》的根本宗旨。就建筑艺术而言，莫里斯主张，无论是建筑的创作还是装饰，都要包含着对人类生活的整体外部环境的考虑。只要我们是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就别想逃避这种考虑，因为它意味着影响并改变地球本身真正面临的人类的需要，除非是在遥远无际的沙漠。因此，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使用自己的灵魂和双手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否则我们交给后代的财富就会少于父辈交给我们的财富。为此，他主张劳动应当具有艺术活动的品质，让劳动成为人们表达乐趣的方式，因为艺术比生活更能使人们产生灵感。[3]（p139）可见，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是在追求一种以人为本的绿色文明和持续发展的人文主义观念。观念的建立，是整个手工艺运动得以正当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弥补工业文明缺憾、重建人文主义理念的强有力的推动力。
    手工艺运动思想家揭示出形式颓废的本质是文明的颓废，是人类道德的颓废、灵魂的颓废，因此，他们感受到补救工业文明的缺憾和复兴人文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里斯说：我发现文明粗俗化的根源比我原来所想的要深，我逐渐地得出了结论：所有这些类型不是别的，正是人的内在道德败坏的外在表现。我们现在的社会形式，迫使我们进入这种内在的道德败坏，所以从外部来与它打交道是无济于事的。为此，莫里斯曾经主张，让现代工业文明摧毁所有艺术与装饰，让人类再回到未开化时代，以使再让世界变得美丽而激动人心。[10]（p15）由此可见，手工艺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传统文明的追恋，蕴含着一种现实的批判意识。然而，“回到从前”，即便是对于卢梭这样的思想家来说，也只能是一种价值批判意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乌托邦。
    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手工艺运动中的思想家们非常看重劳动者，十分重视劳动的意义。1857年，罗斯金著《艺术的政治经济学》，回答了《论哥特式艺术的性质》一文中提出来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性质是什么？罗斯金认为，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是人类财富的创造者，那些挥霍浪费的百万富翁们只是奢侈品的享用者。他不仅批评那些把享受者看成为财富来源的错误看法，而且主张国家只有合理地安排劳动，它的物质资料才永远不会匮乏。他还说：富人们哪，这些豪华的衣服是您从饥饿的嘴里夺过来而不是送进去的面包。为此，他特别称赞那些为民族财富而奉献的劳动者们，尤其是那些手工劳动者。
    莫里斯是罗斯金手工艺思想的忠实信徒，他总是在以自己的理论和行为中履行罗斯金的观念：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某方面的优秀手工艺家，如果对体力劳动的多种蔑视都已消除，那该有多好啊！我们的人民，在种种职业中，没有一个人不以从事最艰苦的手工劳动为荣。更重要的是，莫里斯自己也投入了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他曾经在布卢姆斯伯里广场一所旧房子的地下室里，脚踏着沉重的法国式木底鞋，腰扎围裙，卷起衣衫的袖子，前臂上的染料一直淌到肘部，全神贯注、眉飞色舞地向人们讲述深奥的染色技艺，还不时地用多种染色和布料来予以证明。正是因为有像莫里斯这样的中坚人物，手工艺运动中的以民为本、以劳动为光荣的人文主义理念才一直延伸到20世纪。更有意义的是，手工艺运动的后继者麦克默多和阿什比，一直活到1942年才去世，他们也以事实展示出手工艺运动的倡导者们的思想理念在工业化背景下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