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在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沿岸新建的殖民城邦，在政治上并不依附于自己的母邦，而是保有各自的独立地位，但依旧不同程度地维系着与本土的经济、文化往来，讲希腊语，恪守传统的宗教和习俗，并移用母邦的某些行政管理制度。根据普鲁塔克的描述，埃庇丹努斯的希腊移民每年推选一名官员，称“销售者”（seller），主要负责管理城邦市场。希腊人和邻近的伊利里亚人之间所进行的全部商业交易活动，都是在此间的市场上进行的（注：[英]N.G.L.哈蒙德，G.T.格里菲思：《马其顿史--Ⅱ。马其顿国家的成长与经济的发展（公元前 550 ～前480）》（N.G.L.Hammond & G.T.Griffith,A History of Macedonia,The Growth of the Macedonian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牛津1979年版，转引自第133页。）。 早期希腊殖民城邦的居民人数尚少，其经济活动主要围绕在希腊母邦和当地伊利里亚部落之间充当贸易中介人的角色。随着后来其本身人口渐增，手工业日趋繁盛，殖民城邦的制成品也陆续开始向伊利里亚部落直接出售。现今的考古发掘物里，经常可见这一类希腊式物品。在今阿尔巴尼亚中部和马其顿奥赫里德一带出土的所谓“伊利里亚人”头盔，被认为实际上可能是制作于科林斯、当时用来向蛮族地区输出的重要货品（注：[英]N.G.L.哈蒙德，G.T.格里菲思：《马其顿史--Ⅱ。马其顿国家的成长与经济的发展（公元前550～前480）》（N.G.L.Hammond & G.T.Griffith,A Historyof Macedonia,The Growth of the Macedonian State andEconomic Development），牛津1979年版，参阅第141～142页。）。奥赫里德湖附近特雷本尼希特发现的青铜瓶，据推测大概也是出自公元前6 世纪的科林斯人之手艺（注：[英]N.G.L.哈蒙德，G.T.格里菲思：《马其顿史--Ⅱ。马其顿国家的成长与经济的发展（公元前550～前480）》（N.G.L.Hammond & G.T.Griffith,A History of Macedonia,The Growth of the Macedonian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牛津1979年版，第133页。）。在这种相互交换活动中， 内地的伊利里亚居民为希腊移民同样提供过某些颇具价值的物品。希腊人和伊利里亚人通常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贸易交往的范围十分广泛。据认为，公元前6 世纪时经由品都斯山西麓、奥赫里德湖西岸，向北延伸通往中欧的这条路线，其贸易规模可能比从塞尔迈湾的港口沿阿克修斯河溯流而上的路线来得大得多。通过沿湖地带，在亚得里亚海与爱琴海之间还存在其他一些横向的贸易联系。这两条路线的交汇处，便形成了类似特雷本尼希特那样的富裕的经济文化中心（注：参阅[英]约翰·博德曼，N.G.L.哈蒙德主编：《剑桥古代史·第三编·第三部分，希腊世界的扩张（前8～6世纪）》（John Boardman & N.G.L.Hammon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Ⅲ part 3,The Expansion of the Greek World,Eighth to Sixth Centries B.C.），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1页。 ）。在希腊人的长期影响下，伊利里亚人地区开始出现了种植葡萄、橄榄、柑橘类水果的园艺业，奴隶制度也被引进。不但经济交往方面，双方的密切关系还直接表现于殖民地本身的人口构成，很可能已带有混合的色彩。依照阿庇安提到的一部古代传奇作品的说法，科西拉的居民就是由本地的伊利里亚人和开创殖民地的希腊移民“混合而成的”，这一观点已为后世的考古发现所印证（注：参阅[英]约翰·博德曼，N.G.L.哈蒙德主编：《剑桥古代史·第三编·第三部分，希腊世界的扩张（前8～6世纪）》（John Boardman & N.G.L.Hammon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Ⅲ part 3,The Expansion of the Greek World,Eighthto Sixth Centries B.C.），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 年版， 第267页。）。埃庇丹努斯的希腊移民比之毗邻的伊利里亚族系的道兰底人（Taulantii或Taulantians），虽然仍呈差异，各具特性，却毕竟形成了彼此错杂定居的格局（注：[英]N.G.L.哈蒙德，G.T.格里菲思：《马其顿史--Ⅱ。马其顿国家的成长与经济的发展（公元前550～前480 ）》（N.G.L.Hammond & G.T.Griffith,A History of Macedonia,The Growth of the Macedonian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牛津1979年版，第132页。）。不过，就总体而言， 希腊人的经济文化影响终究没有消蚀并完全改变伊利里亚山区游牧民和战士的生活性质（注：参阅[南]伊万·博日奇等：《南斯拉夫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上册，第10页。），伊利里亚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因而依然存续、延展。
    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希腊的科林斯系统移民（包括科西拉）在亚得里亚海的殖民扩张中曾经有过十分突出的作用，或者不妨说，与亚得亚海沿岸地区伊利里亚人交往最多的希腊人，当属科林斯人；他们所接受的希腊文化影响，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得自于科林斯人的。
    人们何以会将伊利里亚人的先祖同海神波赛东联系起来？据说，最初波赛东可能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古老的海神，其崇奉者为沿海渔民”（注：[苏]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1页。）， 早在前多里安时代的迈锡尼铭文中已见其名。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的重要城邦，不可能不受此影响。科林斯移民浮海泛舟于亚得里亚海地区殖民，也当同时携去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是否也会情不自禁地将所遇到且过从甚密的当地民族伊利里亚人，同自己久已崇奉的海神的后裔牵扯到一起了呢？
    由于彼此错杂居住，来往繁密，希腊语言在部分伊利里亚人中间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邻近埃皮鲁斯的伊利里亚南部居民中，似乎出现过一些“能说双重语言的”部落。英国学者哈蒙德和格里菲思提到，同埃皮鲁斯人（注：埃皮鲁斯人族源复杂，系由伊利里亚人与土著佩拉斯吉人，后来入居的希腊系统多里安人长期融汇而形成。一般相信，古典时期埃皮鲁斯人使用的为一种西部希腊语方言。）混居的一些伊利里亚部落， 象道兰底人、 比利昂内人（ Bylliones ）、 巴提尼人（Partheni）、布利吉人（Brygi或Bryges）等， 他们或是他们中的一部分， 实际上可能已成了会同时使用土著语言和希腊语的双语者（注：[英]N.G.L.哈蒙德，G.T.格里菲思：《马其顿史--Ⅱ。马其顿国家的成长与经济的发展（公元前550～前480）》（N.G.L.Hammond & G.T.Griffith,A History of Macedonia,The Growth of the Macedonian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牛津1979年版，第45页。）。
    伊利里亚人同沿海希腊殖民城邦的交往，其实尚不止于经济、文化方面，也涉及社会、政治领域。在希腊人的殖民地里，伊利里亚人不属奴隶，但也不象希腊人那样享有公民权利（注：前揭克·弗拉舍里书，第22页。）。尽管如此，他们仍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介入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公元前436年，埃庇丹努斯发生内战， 被击败的希腊移民贵族派逃奔邻近的伊利里亚族系道兰底人处，以求支援。他们允诺陷城后将埃庇丹努斯城邦公民权授予道兰底人首领，以此为条件，换取了伊利里亚人的出兵相助。公元前433年，贵族派反攻获胜， 在埃庇丹努斯建立寡头政权。道兰底人的首领果然以助阵有功而取得公民权，开始迁居入城（注：前揭克·弗拉舍里书，第23页。）。另一方面，公元前3 世纪中叶，伊利里亚族系的道兰底人与利布尼人彼此展开势力范围争夺时，也曾求助过希腊人的科西拉殖民地。这次，希腊人则借机驱逐利布尼人的舰队，控制了下亚得里亚海（埃庇丹努斯-巴里）的最佳运输和贸易通道（注：参阅[英]约翰·博德曼，N.G.L.哈蒙德主编：《剑桥古代史·第三编·第三部分，希腊世界的扩张（前8 ～ 6 世纪）》（ JohnBoardman & N.G.L.Hammon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Ⅲ part 3,The Expansion of the Greek World,Eighth to Sixth Centries B.C.），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7页。）。希腊殖民城邦同样通过对伊利里亚人内部事务的干预，以谋取政治上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