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统而言之，罗马先进文明所赋予伊利里亚人的影响，终究构成了这种双向交流关系的主导方面。罗马人在伊利里亚占领地设立了许多用于军事防御的兵营、要塞和城市，并鼓励修筑精心设计的道路系统，以便将征服地区与意大利本土加以连接，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经由伊利里亚南部、横贯巴尔干的埃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 它西起都拉丘姆（原埃庇丹努斯），东达君士坦丁堡。在伊利里亚的通衢大道沿线及沿海兴起的一些城镇，经济文化也愈见繁盛，象都拉丘姆、伊斯特利亚的特吉斯特（今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波拉、帕伦丘姆、达尔马提亚的萨洛纳（今克罗地亚斯普利特附近）、扎拉（今扎达尔）等，均为当时颇具影响的商业城市。此中不乏沿袭旧有的伊利里亚人居留地、希腊人殖民城市，同时也有罗马时代新建和改建的。从公元前1世纪以来，伊利里亚乃至巴尔干其他地方呈现的都市化倾向，无疑是罗马文明影响的重要成就。罗马的士兵、官员和权贵纷至沓来，移居伊利里亚城市，引进其行政、法律制度，建立大地产，并促进了奴隶制关系的发展。罗马的移民开始同伊利里亚本地居民杂居共处，导致了彼此间的接近与互融。随着罗马人的文化影响进一步深及伊利里亚各地，罗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旨趣逐渐开始为当地居民所接受，拉丁语流行城市，成为城里的交际语言。后来，罗马驻军利用伊利里亚人强悍勇武、具有不凡的战斗素质这一特点，开始在他们之中招募士兵，久而演为定制，犹如现今英国人定期征募廓尔喀人士兵蔚为传统一样。这种长期性作法，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罗马化。应征入伍的伊利里亚裔士兵，“不仅成了罗马帝国疆界的捍卫者，又成了罗马生活方式的护卫士”（注：参阅[南]伊万·博日奇等：《南斯拉夫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上册，第13页。），伊利里亚人已然成为罗马军团重要的兵源之一。伊利里亚裔军人置身于罗马人的语言文化环境中，自然易于受到罗马文化的濡染，以致在他们当中“造成了一个多少有些罗马文化的土著贵族阶级”（注：参阅[美]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上册，第340册，第344页。），日后罗马当局正是通过他们而在伊利里亚本地居民中担负基层的统治之责。帝国晚期活跃在罗马政坛的一连串雄强有力的军人皇帝，从德西乌斯、克劳狄二世、奥勒利安，到普罗布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一世，无不都是起自于伊利里亚地方的。
    尽管如此，对于伊利里亚人罗马化程度的估计，仍不宜过高。与当时同处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高卢、西班牙等地相比，包括伊利里亚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地区，罗马化的水平其实还是较为有限的。“长达五个世纪的罗马统治期间，始终未能取得文化和语言的完全统一”（注：参阅[南]伊万·博日奇等：《南斯拉夫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上册，第13页。），没有出现象高卢语、西班牙的凯尔特伊比利亚语那种走向消亡、最终为拉丁语所取代的景象。不仅在广袤的伊利里亚内陆和乡间，罗马化进程几乎未曾得到普及，人们一如既往地沉醉于昔日的生活，而且即便在城市中，也没有使居民彻底罗马化。大部分伊利里亚人依然多少保留并沿用着自己的传统语言（只是部分地吸收了某些拉丁语汇）。
    伊利里亚未能完全罗马化的原因，比较复杂。一则，可能同邻近的希腊语地区希腊文化仍得保存、对于外来的拉丁文化始终具有强劲的排拒力这一外部条件有关；其次，也是因为巴尔干地区山峦起伏、人群交往颇受阻隔之故；加之，帝国多瑙河边界线的极度脆弱，不足以有效地防范境外蛮族的渗入，一再发生同伊利里亚居民相融的事实，这便在客观上抵消着罗马人的影响。
    从巴尔干略显漫漶的历史纪录里，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伊利里亚人并不是一个甘于局处一隅、完全自闭绝交的古代族群，而是同周边世界一直保持有多方面的交往。在与外部文明、尤其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持续接触及其濡染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个性。同时，也正是在这种深刻的文化交往与互渗之中，伊利里亚人的传统得以陶冶、存续，另一方面，又在兼容和吸纳的基础上，寻觅着新的发展走向。
    民族大迁徙时期，匆匆流过的匈奴人、日耳曼人及阿瓦尔人，未及在巴尔干留足扎根，自然没有改变伊利里亚的民族文化特质。然而迄至公元6、7世纪，罹经斯拉夫人入侵风雨的洗刷之后，伊利里亚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却不由自主地与之发生了历史性的混化，连伊利里亚这一名称也被最终地抹除了。而那些遭受驱逐、被迫退入荒僻山区的伊利里亚人余裔，不得不“改变了务农的生活，成为了牧羊人”，（注：[英]安东· 洛戈雷西：《阿尔巴尼亚人：欧洲被遗忘的幸存者》（ Anton Logoreci,The Albanians,Europe's forgotten survivors ）， 伦敦1977年版，第16页。）由此形成了今日的阿尔巴尼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