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沃尔姆斯帝国会议的实际效力有限，政治改革也不可能仅通过一次会议就能实现，而且德意志的多头政治导致帝国改革的成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在经济制度改革方面，由于帝国地区性经济的独立性较强，币制改革和税制改革都先后搁浅，统一征收帝国税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应该强调的是，这次帝国会议对德意志此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皇帝把原有的“宫廷会议”改称为“帝国会议”，这一改变的意义在于，此前皇帝主要是基于个人或者王室的原因召开会议，而沃尔姆斯会议则是第一次涉及社会各等级的事务，参会人员不仅包括那些与皇帝有着密切关系的诸侯，而且还扩大到市民等级。帝国权力委员会成员的阶层涵盖面变得更广。（47）帝国权力委员会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帝国行政机构的性质，（48）它的成员不仅包括在帝国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20位教俗大贵族，而且还有帝国自由城市（Freie Stadt）的代表。15世纪末，德意志帝国有80余座自由城市，分布在帝国各个地区特别是在帝国的北部和西部。这些城市不仅是商业贸易中心，同时也在各邦国的政治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德意志已经形成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各个经济区域分别与法国、英国有着不同的经济联系，市民阶层代表进入帝国权力委员会，通过这一途径参与决定有关财政、防御、宣战和外交等帝国政治事务，市民阶层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帝国与英国、法国乃至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其次，帝国法庭的设立推进了帝国制度的改进，帝国法律管辖区的划分打破了邦国的界线，是此后帝国现代行政划区的雏形。尽管邦国制并没有因为这次帝国改革有所改变，但帝国的皇帝则可以通过帝国法庭干预邦国事务，以此强化国王的采邑权，调解和处理帝国与邦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帝国法庭（Reichsgericht）取代王室法庭（Hofgericht）成为帝国的最高司法审判机构，更有效地保证了《永久和平条例》在帝国境内的推行，在废除私战、通过法律和平解决纠纷方面产生了明显成效，这是向现代法律制度迈进的一大步。（49）
    再次，虽然这次帝国改革没有具体涉及教会，但帝国制度的改建是德意志政治世俗化的一大进步。自中世纪早期起，“君权神授”的教义思想是帝国政治理论的基础。13世纪，在英法相继产生了议会制度，由此提出了“主权论”对议会制这种新的建制进行理论阐述。（50）“主权论”对西欧中世纪晚期政治制度的演变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改变了“君权神授”影响下的教会和世俗君权的关系。虽然在德意志王位选举方面教会选帝侯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政治作用，但是帝国权力委员会的建立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会的权力。此外，帝国改革也为此后的宗教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产生的第四个重要影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初，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增长则受到很大的阻碍，这种阻碍主要是德意志的多头政治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邦国制度。抑或可以这样说，体现整个西方基督教政治秩序的帝国旧思想虽然已经过时，但并没有完全消失。（51）另一方面，尽管中世纪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权力与英、法一样都是基于采邑权，但诸侯与国王之间的依附关系较并不十分紧密。社会的公共权力被严重分割成为诸如司法审判权、征收关税权或者是护送权（Geleitsrecht）、（52）铸币权和矿山权等各种权利，这些权利并没有包含在采邑权中，所有这些权利都是诸侯或者城市逐一获得的，享有转让或者继续封授给他人的权利。正如拉贝所说，中世纪的统治权基本上是与个人相关的而不是与地区相关的。这个被分割的政治权力依然是一种个人权力，而不是地区性权力，这种个人的权力是德意志实现统一的最大障碍。德国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1495年沃尔姆帝国会议上提出征收“共同芬尼”的帝国税、1500-1502年由帝国社会各等级代表组成帝国权力机构，以及1504年起帝国法庭划定司法管辖区等，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都削弱了皇帝的个人权力，促进了帝国在制度建设方面朝着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53）同时他们也不否认，这次改革并没有达到帝国改革要创建稳固的帝国统治权的目的，帝国各等级没有结成一个整体，也没有组建起一个有效力的等级机构。（54）
    公权被分割以及邦国的独立和封闭，与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人员和资源的流动形成了巨大反差，产生了难以克服的矛盾，致使社会不安定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因此恢复一个具有强势的德意志皇权不仅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等皇帝的愿望，而且也是社会各等级乃至邦君诸侯的共同愿望和要求。1494年8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军进入那不勒斯，为德意志皇帝强化皇权提供了有利契机，同时也拉开了欧洲诸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意大利战争的序幕。欧洲的历史学家把查理八世进军意大利看做是欧洲近代历史的开端，他们的论据是，欧洲的统治地位总是与占领意大利联系在一起的。（55）自中世纪以来，与罗马教会的关系，对德意志的君王来说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如此，与意大利的商业贸易更是涉及君王和市民的利益。自15世纪起，日益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逐渐把德意志帝国的势力排挤出意大利北部地区，给德意志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往来造成很大损失，这些都是促使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卷入意大利战争的主要原因，也是德意志诸侯与各社会等级共同支持皇帝征收“共同芬尼”税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多头政治的德意志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致。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意大利问题上，德意志历史上首次体现出德意志的民族意识，与此同时发生的土耳其的入侵更增强了这种民族意识。1512年，在科隆召开的帝国会议闭幕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第一次在帝国的官方文件中标注了“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字样。（56）如果说英国和法国的民族意识是在百年战争时期“自下而上”生长起来的话，那么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则是在帝国实施改革的过程中“自上而下”增强的。
    综上所述，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可以说是中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改革的开端，虽然这次改革的成效由于帝国政治局势和社会发展的特点而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的确为德国向近代社会转型开辟了道路。帝国改革不仅促进了帝国制度的改进，增强了帝国统治权力对各独立邦国的渗透，也提升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此外还应该强调的是，这次帝国改革对帝国与教会的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一方面，帝国改革强调社会各等级对帝国事务的参与以及在改革中设立行政建制，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皇帝个人的政治权力，而且也在实践中否定了中世纪早期以来一直奉行的“君权神授”的政治理论，罗马教会赖以干预世俗政治的理论基础被动摇，罗马教会在世俗政治方面的权威被削弱，从而为宗教改革后期制定“教随国定”的原则做了铺垫。另一方面，罗马教会在政治上的强势无疑是其宗教崇拜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宗教权威抑制的是个人信仰的自由。13世纪以后西欧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上的变化致使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凸显，这就为马丁·路德“因信称义”这种宣扬个性信仰的宗教主张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宗教改革之前，韦尔多派、卡塔尔派以及艾克哈特大师的新神秘主义虽然都提出过个性信仰的主张，但都被强势的罗马教会宣布为异端，遭到压制乃至镇压。德意志帝国改革通过等级会议提升了社会各等级的政治影响力，为通向个人信仰的道路扫清了政治障碍，有着相似政治要求的人们同样也因采用了相同的信仰方式，结成了不同的教派。抑或可以这样说，帝国改革使德意志中世纪政教二元对立的政治传统的影响日趋减弱，宗教改革运动也最终促使帝国的政教“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