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下一个步骤是要将王权凌驾于教会之上。在论证此问题时，两位王家牧师福克斯（Edward Foxe）和桑普森（Richard Sampson）以拉丁语出版的着作冲锋在前，（13）根据克伦威尔的一部备忘录衍生出的《一篇反对那些在角落里发牢骚的教皇制拥趸的短文》（A Little Treatise Against the Muttering of some Papists in Corners,1534年），则用英语将该思想进一步普及。该文清楚地表明，政府对当时一些流言蜚语在国内四处传播的情况是有所掌握的。（14）这些流言蜚语主要是质疑改革开启后，对原先执行了数世纪之久的服从罗马教会做法的改变，一些人向往美好的往昔时代，并将英格兰出现的雨季和腐烂的作物理解为上帝的不悦。针对这一情形，这篇文章鲜明地指出，即使是古老的事物，也必须为真理让路。亦即，罗马教会攫取的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从未居于国王权威之上。该短文由伯瑟莱特印制，凭借其生动有力的语言而具备了一份成功宣传品的基本条件。（15）同时，通过这部印刷品从最初的拉丁语着作到克伦威尔形成小册子的全部过程可看出，通过印刷机为改革进行辩护和说服的宣传运作流程已经变得很流畅。
    1536年，由于改革引发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英格兰国内陆续出现了民众的反抗行为，由林肯郡率先起事。国王对此马上做出了应对，出版了《对林肯郡叛乱者及反叛诉求的回答》（Answer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Traitors and Rebels in Lincolnshire,1536年）。这篇“回答”严厉斥责了民众犯上作乱的冒犯行为，并全然拒绝听取他们的任何诉求，而且特别为两位改革派重臣托马斯·奥德利（Thomas Audley）和克伦威尔做了辩护。这在当时发挥了一种政策声明的作用，并被广泛传播。随后，克伦威尔又让理查德·莫里森（Richard Morison）写出了《悲叹煽动叛乱所出现的毁灭性后果》（A Lamentation in which is Showed What Ruin and Destruction Cometh of Seditious Rebellion），由伯瑟莱特于同年出版。莫里森在书中反复写道：“顺从是一名真正基督徒的标志”；“冲突，冲突，已经成为废墟，毒液……”当反叛蔓延至约克郡时，亨利马上又出版了《国王陛下对约克郡叛乱诉求的回答》（Answer made by the King's Highness to the Petition of the Rebels in Yorkshire），基调与其上一篇“回答”完全一致。莫里森也马上完成了《一种对叛乱的补救》（A Remedy for Sedition）一书。在该书中，莫里森着力突出了一个主题，即秩序和等级制的益处。较之其上一部书中冗长繁复的谩骂与诋毁，这部书的风格更加清晰明了，将守法、权威和赞同的理念合而为一，从而确立了都铎时期国家政治哲学的基础。（16）应该说，国王及其政府正是有效借助了印刷机高效快捷的特性，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对反抗行为进行舆论反制，也才牢牢控制了镇压“叛乱”的话语权，加快了应对国内动荡局势的反应速度。
    同时，叛乱的兴起也令改革派意识到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1536年起，克伦威尔委派伯瑟莱特连续印制了10篇《国王钦定的条例，使基督徒保持稳定并团结在我们中间》（Articles Devised by the Kynges Highnes Maiestie,to Stablysshe Christen Quietnes and Unitie Amonge us）。另外，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的《一篇指导人民走向联合和顺从的训词》（An Exhortation to the People Instructing them to Unity and Obedience），由于其中提出了一条宗教和政治的中间路线而引起国王、一些牧师和克伦威尔的注意。作者在上述人士的批评意见和指导下进行了重写，使该书具备了宣传价值，并在1536年4月付梓印刷。（17）
    1538至1539年间，在国内叛乱渐次平息之际，英格兰的外部环境日益恶化。政府令印刷商在这一时期印制的诸多融合了爱国主义与新教思想的作品，无疑有利于激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凸显了英格兰宗教改革中蕴含的民族国家形成的因素。例如，借助法国人扬言入侵的紧迫形势，英格兰国教会在棕枝全日的布道上向信徒宣讲战争，同年由伯瑟莱特将布道词印制出版。另外，理查德·莫里森针对波尔（Reynold Pole）主教受教皇派遣阴谋颠覆国王统治的行径，创作了两部内容充实的作品《痛陈叛国罪的重大恶行》（An Invective against the Great and Detestable Vice of Treason,1539年）和《激发全体英格兰人保卫祖国的训词》（An Exhortation to Styrre all Englyshe Men to the Defence of Theyr Countreye,1539年）。前一部书引述《圣经》、马其顿和雅典的法律、西塞罗书信中的事例，证明叛国者没有好下场，虽然英格兰遭到围攻，但无所畏惧。后一部书从臣民协助国王的职责、教皇及其同党的虚弱，以及被历史所证明的英格兰在军事上的英勇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旨在让民众接受做好战争准备的思想。此外，莫里森的译着《战争的战略、战术与对策》（The Strategemes,Sleyghtes,and Policies of Warre）等鼓吹对法强硬的书籍也相继出版。（18）这些书的印行无疑进一步加大了英格兰与法国及罗马教廷之间的分歧。
    亨利八世于1547年1月去世后，整个形势受爱德华六世政府中的少数人控制，他们由萨莫塞特公爵领衔，旨在贯彻一种适中而又完全是新教的措施。（19）伯瑟莱特此时可能出于年龄因素，已不再担任王家印刷商，并转而支持理查德·格拉夫顿（Richard Grafton）出任此职。虽然人事有所变动，但新晋统治者也充分意识到印刷品在维护君主政体和推动改革中的独特性。正是借助印刷品，萨莫塞特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最终将英格兰变成一个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新教国家。
    与克伦威尔相类似，他们也关注到印刷品所具有的思想宣传功用。为了强化爱德华和亨利统治的连续性以及和平过渡的特性，格拉夫顿在1548年出版了爱德华·哈雷（Edward Halle）的《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家族的联合》（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ate Families of Lancastre & York）献给爱德华六世。这部编年史一直写到“高贵而英明的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书中强调了创立英格兰国教会是通往宗教正义大道的思想。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作为亨利八世的遗孀也在继续推动改革，在1547-1548年，她资助维彻奇（Edward Whitchurch）印制了两部堪称典范的作品：《一个不信奉者的悲叹》（Lamentacion of a Sinner）和伊拉斯谟的两卷本《〈新约圣经〉释义》（The Paraphrase of Erasmus upon the Newe Teatamente），（20）以提醒人们信奉新教的必要性，并提供了正确理解《圣经》的方式。
    改革派政府借助印刷品发起的攻势，有力冲击了天主教会原有的知识垄断，并加快了政府在影响舆论方面的反应速度。正如学者埃尔顿指出的，当新秩序受到攻击时，克伦威尔令其成员（利用纸张）摧毁对方，他非常集中、谨慎而含有目的地使用了印刷媒介以支持其政治行为。这是“欧洲范围内首次由政府发起的此类运动”（21）。改革者通过国家机器，使机械化知识屈从了权力的要求，（22）并力图使政府建立在舆论的基础上，从而掌握改革的话语权。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针对天主教印刷品的书报审查制度的不断完善，那么可以说，这一时期政府利用印刷品展开的宣传活动，其实质是借由打破旧垄断而建立一种新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