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阅读《圣经》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阅读应以母语进行，不使用拉丁语，不假手教会。（42）虽然玛丽在位时期曾残酷压制所有新教作品的印制和阅读，但当时的英格兰读者想出了许多聪明的办法来逃避检查。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新教徒祖先就藏有一本属于禁书的英文版《圣经》。这本书被“用带子绑在一只折凳的凳面底下”。当家中开始祷告时，就将折凳翻搁在自己的膝上，向全家人诵读经文，并在带子下面翻动书页。这时，家里的一个孩子守在门口，只要看到教会法庭的官吏走来，便回来报告。于是，折凳被翻转过去放正，《圣经》也就像之前那样藏在凳面底下了。（43）与之前被动听讲的方式不同，这一积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天主教会对宗教观念的控制权，提供了个人独自理解《圣经》教义的机会。在《圣经》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和印刷商大量借用外来词汇，大大丰富了英语作为民族语言的表现力，而且在客观上“强化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语言壁垒’……并着手消除了任何特定的语言群体内部说话方式的微小差异”（44）。从这一时期英语版《圣经》的翻译出版历程还可以看出，社会对英语《圣经》的需求是促使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刷商争相印制的主要因素，再次说明一种新媒介的推广离不开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从小规模地下出版到受到教俗政权公开支持的过程也表明，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会随着社会矛盾的转化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四、改革派教俗机构与发挥实际功用的印刷媒介
    为了更加有效地将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各种禁令、税收表格和探访记录（visitation）也被送上印刷机。在克伦威尔要求下，各种王家禁令的印制活动在各个教区逐渐常态化。1535年，林肯主教约翰·朗兰（John Longland）下发了由印刷商约翰·白代尔印制的一份表格，命令教区牧师宣誓承认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首脑。索尔兹伯里的主教尼古拉斯·沙克斯顿让白代尔在1538年印制了一系列指令，“以便在索尔兹伯里附近出售”。1538年8月5日，里奇菲尔德和考文垂的主教罗兰·李曾写信给克伦威尔说：“我（们）已经在视察中为本教区提出了若干指令，一如其他高级教士做的那样，将其交给了印刷商伯瑟莱特先生，如得您首肯即将其付诸印刷。”（45）
    对于印刷品发挥实际的收税功用，实则是为隐藏在宗教改革背后的利益调整提供了便利条件。从1534年之后，当主教座成为收取首年俸的主要机构后，朗兰、伯纳和其他很多主教纷纷开始利用印刷表格收取各种税费。现存最早的一份英格兰的印刷收据印制于1538年，旨在配合罗瑟索普教区牧师（Vicar of Rothersthorpe）的工作。（46）这是一种留有空白或“窗口”的印刷纸张，采用了一种手抄本表格形式，这种形式从1319年以来一直在英格兰教会管理中沿用，在王家管理机构中也有零星使用。克伦威尔主政时期进一步促成使用这种表格，对于税收工作来说有明显效果。例如，朗兰运用印刷机这一简便设备解决了税务管理的关键问题，因为它为收缴人提供了造价相对低廉的付款收据，而拿到印刷表格的纳税人可以表明他们是顺从的臣民。另外，之前的一些纳税人为了逃税而频频使用伪造收据，但政府在使用印刷收据后便有效禁止了这一行为，因为逃税者用于购买印刷机的花费远远高于其所逃税额。（47）从现有资料来看，因为每个教区的税收表格所用的字模不尽相同，而且在版面设计等方面也有差异，（48）或许当时很多教区都已拥有了各自的印刷设备，从而带动了印刷品的进一步普及，而这种普及配合了王权接收教会财产的改革进程，进而为奠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贡献了力量。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印刷品在规定宗教礼拜仪式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1547年4月，萨莫塞特公爵授予格拉夫顿特权，不仅可以印制“所有法令、法案、文告、禁令以及国王颁布的其他书册”，而且还能印行“国教会授权的有关宗教仪式或需要使用的各种布道词或讲道词”，主要是公共祈祷书和布道书。1547年7月31日，官方发布了一个文告，规定在举行宗教仪式期间，要宣读《讲道选粹》，每一座教堂都需在《圣经》旁边放置一本《〈新约圣经〉释义》，并使用亨利八世在1545年授权的初级读本。随后又发布文告重复强调宣讲《讲道选粹》，禁止使用其他任何布道书（1548年9月23日）。（49）此外，萨莫塞特和克兰麦还用《圣餐仪式的规定》（The Order of the Communion）重新界定了英格兰的礼拜仪式，由格拉夫顿在1548年3月8日印刷。
    当然，在此方面最核心的文本无疑要数1549年出版的《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由维彻奇和格拉夫顿印行（前者印制的时间为1549年3月7日，后者是1549年3月8日），后来还出现了1549年5月24日在伍斯特的版本以及1551年的都柏林版本。（50）实际上，早在中世纪晚期，礼拜仪式就已经需要大量书籍作为辅助工具。仅就弥撒来说，原先一个人必须有一本弥撒书、一本每日祈祷书、一部游行圣歌、一部轮唱集、一本日刊及一部仪式书。显然，这些书籍在同一仪式活动中有着不同的功用。当这些书被送进同一家印刷所印制时，印刷商很快就发现，各地的弥撒用书很不统一，这给印制工作造成很大的不便。因此，当克兰麦在1549年制作《公祷书》时，其最正当的理由便是制作经济，利于礼拜仪式的统一。这部《公祷书》吸纳了几乎所有公共礼拜仪式用书的内容，结为单本发行。克兰麦在《公祷书》的序言中“命令”道：“教区牧师在举行公共仪式时，不得使用其他书籍，只能使用这部书与《圣经》。”（51）他以强硬方式将该书发放给教士和世俗人士，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不同人群对礼拜仪式的理解差异。
    克兰麦不仅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奉行一种礼拜仪式，而且还下令在仪式过程中只采用英语。在由《公祷书》主导的仪式中，参加圣会的人们被鼓励用英语朗读《圣诗集》，并参加共同祈祷。（52）与此要求相匹配，印刷商在此期间印制了大量英语宗教印刷品。与印行英语《圣经》的效果类似，由于机械复制具有制作快速、内容统一以及传播范围广泛的特点，中世纪英语方言的多样性有所减弱，印刷内容的同一性、稳定性大为增强，并且由于英语表达方式的逐渐丰富，使广大民众能够切身感受到本国语言的庄重严谨，进一步巩固了英语作为权力语言的地位，并直接促成了拉丁语的式微。因此，我们看到国家权力在此过程中得到强化，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有了进一步提高。反观手抄本则限于其较低的可复制性和可传播水平，在提供这种政治和文化的“归属感”方面作用非常有限。
    正是通过这些印刷品，再伴之以官方授意出版的其他各类初级读本，从而为人们制定了一种信仰生活的新规范。英格兰宗教改革者将民众从利用偶像和图画学习教义的方式，转换成通过阅读、聆听和朗读学习的方式。事实上，克兰麦并没有用一种新学说代替旧学说，而是用新书籍取代了旧书籍，这也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这场改革想要达到的目标。因此，就某种意义来说，《公祷书》是一把理解英格兰宗教改革独特性的不能缺失的钥匙。（53）尽管克兰麦也采用了欧洲大陆的一些神学理论，但他很清楚，共同礼拜的经历才是英格兰国教的核心，也是宗教改革时期英格兰基督徒界定自身身份的源泉。他认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只有在礼拜仪式上达成统一才能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印刷术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并满足了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对疆域内实施有效统治的空间要求，而克兰麦没有让这个机会在自己眼前溜走。正因如此，有学者甚至认为，英格兰宗教改革更像是礼拜仪式和行为举止而非神学和思想上的运动。（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