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土著部落中的黑人奴隶制首先是一种人身所有关系，印第安人奴隶主是主人，黑人奴隶是一种财产。诚然，五大部落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对黑人奴隶的态度相对于南部白人来说较为温和、仁慈。但是奴隶制毕竟是奴隶制，为了维护自己的奴隶财产，五大部落也相继通过诸多法令，采取系列措施，极力维护和巩固黑人奴隶制。到1860年，黑人奴隶制已经在五大部落牢固确立，只有美国内战的猛烈炮火才能摧毁它。
    二、重建时期印第安人与黑人的关系1865年，在内战以美国联邦政府的胜利、南部白人社会的奴隶制终结而宣告结束之时，印第安人领地中土著民族与黑人的关系也在联邦政府的考虑之列，废除部落中的黑人奴隶制已势在必行。1865年在史密斯要塞举行的和平大会上，美国政府要求五大文明部落“无条件解放所有奴隶……将他们接纳入部落，与部落最初的成员拥有平等地位，或使之生活有所依靠。”(19)1866年，美国提出的条约草案第三条明确规定：“数个印第安人部落中存在的奴隶制必须立即废除，必需采取措施无条件地解放所有黑人奴隶，并将所有黑人自由人按照与部落原来成员平等的地位接纳到部落中，或使之生活有所依靠”；第四条则提出：“奴隶制或非自愿奴役，除了作为对犯罪的惩罚之外不得存在于任何部落或土著民族之中。”(20)在美国政府的重压之下，五大文明部落都接受了废除奴隶制的既成事实，先后与联邦政府签订条约，明确废除黑人奴隶制。从此，土著部落中的黑人不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享有作为人的许多权利和自由。
    不过，五大部落在废除黑人奴隶制后接纳黑人自由人的态度不一，这主要反映在前奴隶的政治参与、教育机会以及社会互动尤其是跨族裔通婚方面。克里克和塞米诺尔部落的前奴隶在政治上比其他部落的黑人都活跃。1866年以后，塞米诺尔部落黑人就获得了完全的政治权利。到1875年，塞米诺尔立法机构部落理事会--由部落14个村镇中的每个村镇选举的三名代表组成--包括来自塞米诺尔自由人组成的两个村镇的6名代表(21)。这一点也在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局长的报告中得到证明。美国官员乔治·雷诺兹在报告中指出：“他们接纳了他们以前的黑人奴隶，承认黑人自由人是塞米诺尔部落公民，在土地和年金方面拥有和塞米诺尔人同样的权利。他们以前的黑人奴隶还出任部落公职，当选部落理事会成员。”(22)克里克部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在克里克部落的46个村镇中，黑人自由人代表其中的4个村镇出席部落立法机构。克里克部落的黑人自由人通常作为一个群体参加投票，与部落中的一个政党沙地党结盟。1875年该党在黑人选民的帮助下赢得选举胜利(23)。克里克黑人不仅有从各自村镇选出的部落理事会成员，而且还担任了各区的重要公职。例如，杰西·富兰克林曾在1875年任职于克里克最高法院。亨利·里德通过普选出任马斯科吉区法官。克里克部落中黑人政治参与的情况在黑人口述资料中得到了证实。黑人自由人西蒙·麦金托什在20世纪30年代的采访中认为，克里克部落已经将黑人看作是与他们平等的人，部落中的黑人曾代表部落到华盛顿与美国政府谈判(24)。自由人西格尔·麦金托什也指出：“克里克政治体制接纳了黑人，尤其是那些代表村镇的黑人。”(25)难怪，1884年伊斯帕伊切在部落酋长的就职演说中说：“克里克公民，无论皮肤是红色的、黑色的还是白色的，在这个部落都拥有平等权利。”(26)在切罗基部落，尽管1866年条约做出了承诺，但自由人从来没有被完全接纳为部落公民。实际上，1876年切罗基酋长查尔斯·汤普森在部落咨文中将黑人自由人的地位问题看作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部落理事会就这个问题斗争不一，最终决定成立公民权法庭来逐个受理相关诉讼(27)。切罗基部落拒绝完全接纳黑人自由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原因。1880年，部落决定统计人口以按照人头平均分配19世纪70年代出售土地的所得资金。于是，部落参议院投票否认那些未能在六个月的规定期限内回到部落的黑人自由人的公民权，即使是那些已经居住在部落的自由人也未能获得公民权。因此，1880年的部落人口统计不包括自由人：“土生切罗基人的看法是，1866年条约已经赋予了自由人个人和政治权利，并没有给予他们分享部落财产的权利。”(28)在这种情况下，切罗基部落中很少有黑人自由人出任公职，也就好不奇怪了。切罗基部落的黑人自由人也有权参加部落选举。尽管他们企图作为一个群体参选，但自由人在大多数选举中都分别投给了两个主要政党即联邦党和民族党。1875年，约瑟夫·布朗成为唯一当选部落理事会成员的黑人自由人。
    在五大部落中，奇克索和巧克托部落对待黑人自由人最为苛刻。奇克索总督温切斯特·戈尔伯特希望合众国为奴隶主解放黑人奴隶进行补偿，“他们将脱光被解放的黑人奴隶，将他们向北驱逐到吉普森要塞，或向南驱逐到得克萨斯”。另外，“许多自由人已经被他们的印第安人前主人射杀，而部落政府却没有对犯罪者采取任何惩罚措施”(29)。巧克托人也“坚持认为，从法律上讲，印第安人男性和黑人女性所生的后代永远都是黑人，这是不可改变的”。两个部落反对“不加区别地向所有黑人开放他们的领地……不过，他们也做出了让步，愿意为自己部落中的黑人提供生活依靠但不将他们融入部落政治体制中”(30)。甚至到1888年，驻部落代办的报告说：“奇克索部落的黑人仍然处于十分悲惨的地位，奇克索人下定决心永不接纳黑人自由人。”部落中的民族党更是反对“以任何形式、任何途径、任何措施接纳黑人”(31)。正如黑人自由人所说，巧克托人“现在还说，我们是他们的财产，我们和马匹和牧牛一样；我们是被白人从他们手中不公平地夺走的。因此我们和他们没有平等权利”(32)。黑人自由人乔治·希尔兹谴责说：“这个部落(奇克索)并没有赋予黑人自由人权利，请将我们带回新的合众国！”(33)在黑人接受教育的机会上，各个部落也呈现阶梯式排列。塞米诺尔和克里克部落政府并没有限制黑人自由人接受教育的机会。1870年，塞米诺尔部落基金支持建立四所学校，其中两所用于印第安人教育，另外两所用于黑人教育。到1877年，克里克部落已经建立3所寄宿制学校，其中一所用于黑人自由人教育。克里克黑人自由人十分迫切地希望子孙后代接受教育，他们运用自己在地方和部落政府中的广泛影响以确保黑人儿童接受教育。切罗基人并不阻止黑人自由人接受教育。到1872年切罗基部落拥有57所学校，其中3所是黑人自由人学校。两年后，部落教育拨款支持建立65所学校，其中7所用于黑人教育。1890年，切罗基部落还为黑人自由人建立了一所高级中学(34)。巧克托部落直到1887年才开始为黑人自由人提供教育，为黑人自由人建立一所寄宿制学校。奇克索部落则没有为黑人自由人提供教育费用。1867－1869年间，黑人自由人不得不在自由人局开办的5所学校中接受教育(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