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发现了两个看似很蹊跷的历史现象：其一，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旨在消灭中世纪的残余制度，但它没有发生在当时中世纪苛政最严重的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德国)，而是发生在中世纪苛政早已减轻了的法国；①其二，大革命没有发生在法国经济情况比较糟糕的18世纪前半期，而是发生在经济比较活跃的18世纪后半期，因而是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②由于托克维尔的这些“发现”，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界后来就多了一个习语，称作“托克维尔悖论”(Tocqueville paradox)或“托克维尔效应”(Tocqueville effect)；意思是说，人们主观上的不满情绪(通常是革命的起因)和导致这种不满情绪的客观原因会以逆反的形态相关联。③在最近的“托克维尔热”中，我国一些读者也表现出浓厚的理论兴趣，试图把这种“托克维尔悖论”解说成一种“松动崩溃”意义上的“托克维尔定律”④。好像很多人都已经相信，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没有客观的现实基础，只是缘于某种虚幻的心理效应。这种观点似乎也可以在托克维尔自己的叙说中找到根据。比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四章里，就说过这段被人们引用过无数次的话：“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⑤然而，托克维尔是否真的认为，这种被人们概括为“托克维尔悖论”或“托克维尔定律”之类的东西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机理？或者说，他是否真的相信，单靠某些下意识的心理效应就可以解释大革命的发生？细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人们都可能有理由产生这样的疑问。
    先来看看“托克维尔悖论”的首次表述，那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一章的全部内容。它是以这段文字开始的：“有件事乍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⑥本章接下来的文字主要是以各种事例来解释这种反常现象的缘由，大意是：在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的地方(比如农奴制的德国)，农民之所以还能忍受领主的残酷压迫，是因为领主还承担着管理和保护村庄的义务。法国自由农民之所以不再能容忍任何封建压迫，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二是因为他们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前者导致了封建制度对他们的压迫的前所未有的直接化，后者则意味着封建压迫的施加者已不再是农民的管理者和保护者，意味着法国农民心理上的“失衡”。就是说，人们心中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天平在德国是相对平衡的，在法国已经倾覆。
    由此看来，托克维尔对“心理效应”的问题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事实上，重视心理效应在大革命起因中的特殊作用始终是托克维尔的大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特点。我们知道，心理效应基本上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往往不能反映直观的客观实际，甚至会以“逆反的形态”来反映这种客观实际。所谓“托克维尔悖论”即缘此而来。只是，心理效应问题不仅并不因此而不值得关注；相反，它往往有着非常独特而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它很有可能具有某种更深刻的真实性，是一些隐形的或被一些表层事物遮蔽了的客观实际的曲折映射，而这些深层次的客观实际往往是通常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实证研究难以触及的。比如，农奴在变成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之后，以及当领主不再统治农民却仍享有原是和他们的统治权相关联的种种封建权利的时候，某些深层次的客观实际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如果我们这时仍按老标准来评估压在农民身上的残存封建制度的分量，其实就会偏离新的实际。托克维尔避开了这一误区，采取的是一种看似“非理性”的方式(他谈论心理效应)，而实际上展示的是一种高超的洞察力。
    仅仅以此就说托克维尔由此就认定了18世纪法国农民的造反纯属某种“心理效应”的结果，是一种“松动崩溃”，却又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就在本书同一编的末章--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了大量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的文字。
    这一章的题目--“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的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似乎就已经在说明什么。在这一章的开头，托克维尔还在接续第一章的话语，说法国农民在18世纪过得不错：他们“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但紧接着，托克维尔话锋一转，就无情地点破了这种“田园牧歌”式的虚幻性，说一种“新型而奇特的压迫”已经降临到农民的头上，那就是他们已经被整个社会所遗弃，成了乡村中一群悲惨的孤魂。⑦托克维尔首先描述了贵族与农民的疏离及其后果。他指出，在这个时期，很多大贵族都住进了城里；而仍滞留在乡间的那些相对比较贫穷的小贵族和农民的关系不仅疏远了，而且还在日益恶化。“既然不再是农民的首领，他们也就不像昔日那样有心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另一方面，既然不像农民一样承担公共捐税，他们就不会对农民的凄楚抱有满腔同情，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也不会分担农民的苦衷，因为他们没有切肤之痛。这些农民不再是他们的臣民，而他们也还未成为农民的同胞。这种现象是史无前例的，”其结果是一种“心灵上的不在地主制”的发生，表现为这些贵族“常常抱有他不在乡间时他的管家的种种观点和感情。像管家一样，他认为佃农只不过是债务人。他对这些人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规或惯例属于他的东西都不放过。结果是这些封建残余权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时代还要苛刻”，以至于农民要气愤地把这类小贵族称作“燕隼”(le hobereau，一种身量最小的猛禽)。⑧托克维尔这里说的情况已经牵涉到一个后来被人们称作“领主反动”的法国历史现象，只是在他那个时候学界还没有这种说法。所谓“领主反动”，按法国当代著名学者勒内·雷蒙(RenéRémond,1918-2007年)所言，指的是乡居贵族在大革命前三十来年里为摆脱他们的经济困境，提出要恢复他们过去曾经享受过的种种早已被废弃了的封建权利，主要是各种税费。结果使一些过时的旧封建法规重新生效，已经被遗忘了好几代的封建税费又被发掘出来，并强迫农民不折不扣地缴纳。⑨更何况法国农民当时还前所未有地遭到来自王朝政府的沉重压迫，算算这笔账，那种把大革命时代法国农民造反看成“松动崩溃”式的“托克维尔效应”的观点就更成问题了。托克维尔自己对这种压迫的沉重性完全是心知肚明的。他说：“封建制度压在农村居民身上的种种最沉重的负担无疑已经撤销或减轻了。但是，有一点人们却不甚了解，那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负担，也许较前更为沉重。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们却经受着其前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⑩从托克维尔自己的描述来看，这些痛苦主要是下述来自政府的这些压迫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