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托克维尔对历时性版本的“托克维尔悖论”的解读还有另一个层面的严重偏差。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共时性版本的“托克维尔悖论”远不能充分解释大革命的起因(所以托克维尔才不得不随后举出大量史实来说明法国农民造反的实际缘由)，那么现在这个历时性版本的“托克维尔悖论”是否就可以独立解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呢？
    我们看到，托克维尔这次好像觉得可以。他认定，在1780年的时候，繁荣已使“人们”变得对前途充满信心，也变得再也忍受不了以往他们习以为常的痛苦了。所以当国家继续以“举债不还”的老方式掠夺他们的时候，他们便发出了革新政府财政的强烈呼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这里说的“人们”已全然不是农民，而是有钱的“城里人”了：他们是在革命前“20年来”的公共繁荣中“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形形色色的资产者，包括“食利者、商人、工业家与其他批发商或贪财者”。他们满怀发财的欲望，而且人数迅猛增长。虽然托克维尔也看到，他们的经济活动和国家公共事业的发展关系密切，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此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混合，以至于以往很长时间里只是一种“公共劣迹”(un mal public)的政府财政管理不善，现在已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une calamité privée pour une multitude de familles)。但是他还是坚持认为，这些受害人对政府的抗议只是一种由“改善”引发的“不满”，也就是说，一种部分改善了的处境和新期望之间的不平衡，一种得陇望蜀式的贪心；否则，按照他的逻辑，“从前财政制度的缺陷要严重得多”，为什么他们那时却能“逆来顺受”呢？(32)然而，托克维尔的这种推理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从他自己的描述来看，大革命前夕法国资产者的生存状况明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所“改善”(他们有了更多的发财机会)，另一方面也有所“恶化”(千家万户在蒙受私人灾难)。所以说此时“法国人处境越好越难受”，显然只是刻意强调了其处境“改善”的一面，而根本忽略了其处境“恶化”的一面。也许托克维尔真的认为这种“恶化”可以忽略。他的确说过法国“从前财政制度的缺陷要严重得多”，言下之意是现在的情况并未真的“恶化”，人们的不满纯属虚幻的心理效应。然而，那句法国政府财政管理不善由过去的“公共劣迹”变成现在的“千家万户私人灾难”的话，也是他差不多同时说出来的，这就令人大感疑惑：难道社会上大面积的个人切身利益受损，倒不如相对抽象的“公共劣迹”严重？至少对于那些直接受害者来说，这应该是压迫的加重而非压迫的减轻。何况托克维尔随后也对当时的法国政府有过这样的指责：一边不断地刺激法国资产者的发财欲望，一边“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33)。这说的当然还是政府的昏聩无能，是体制的腐败低效。但其实托克维尔还应该继续想想，那些资产者在备受政府无情“捉弄”之时，心中感受又该如何？他们是更多地感到了处境的改善，还是更多地感到了某种可恶而实际的压迫呢？
    这也许一时很难说清楚，感觉上的心理效应问题和非心理效应问题在这里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也正因如此，把当时法国广大资产者的不满单纯归结为“处境越好越难受”，至少是一种片面和武断的认识。
    总之，对比“托克维尔悖论”的两次表述，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第二次表述的主观色彩更浓，同时在逻辑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时他的脑子似乎真有点“进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细析托克维尔关于“托克维尔悖论”的第二次表述，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相关因素被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就是“贵族反动”问题。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九章里，托克维尔曾很不经意地触碰过这个问题。他在那里谈论了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演变，说他们在中世纪曾是“合作者”甚至是“亲密战友”，后来渐渐分离、疏远、对立，最后到18世纪变成了“竞争对手”乃至“敌人”。而这种演变的动因，便是王朝政府一贯使用“保留和扩大特权”的手段来安抚失去政治权力的贵族等级，结果导致“在贵族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获得许多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或增加了他已经享有的特权。可以说，肢体靠死亡的躯体致富。贵族阶级的统治权越来越少，但是贵族却越来越多地享有充当主人第一奴仆的专有特权。路易十四时期较之路易十六时期，平民更易为官。当这种情况在法国还很少见时，在普鲁士已是司空见惯了。这些特权一旦获得，便世代相传、不可分离。这个贵族阶级越是不再成为掌权阶级，就越变为种姓”(34)。
    “路易十四时期较之路易十六时期平民更易为官”这句话插在这里显然文理不通，但它却也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托克维尔知道那个后来被历史学家指为18世纪末“贵族反动”的现象。具体来说，“贵族反动”是一个和前面说起过的“领主反动”同期发生的事变进程，其与“领主反动”的差异在于它打击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不像“领主反动”那样打击的主要是农民。勒内·雷蒙非常重视这一问题，认为这和大革命前夕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期望的萌生有极大关系。他指出：16-17世纪法国社会虽然有等级差异，但社会的流动性还是不小的，表现在资产阶级都有可能或是通过购买官职，或是通过晋升为穿袍贵族，或是通过获取土地，从而上升为贵族等级的成员。“正因为有这些安全阀，资产阶级没有产生任何革命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感到很舒服，因为总有分享特权的希望。只有当他们感到被封闭在卑贱的处境中毫无升迁希望的时候，他们才会产生革命的期望，而旧制度末期的情况就是如此。”那么在旧制度末期究竟发生了什么？雷蒙列举了这样一些事例：由穿袍贵族把持的各高等法院这时都提高了资产阶级捐官入贵族的门槛，规定今后平民购买一个官职必须能证明其祖上至少有四位贵族；1781年的一条军规规定，只有出身贵族者才能当军官，第三等级出身者只能当士官；17世纪时大部分高级教士都出身资产阶级甚至下层百姓，而大革命前夕能当上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就都是有贵族血统的人了；路易十四曾规定大臣和政府参事只能从资产阶级中遴选，而到了路易十六时期，大部分大臣甚至总督的职位都落到了传统贵族的手里。这就是所谓“贵族反动”。雷蒙认为，那是贵族等级“在意识到其地位受到威胁，看到其财富在缩水并绝望地要维护其传统优势、要维护甚至恢复对其有利的传统秩序时做出的防御反应”。“这种直接损害资产阶级利益也悖逆其对声誉的渴求的反动，就是资产阶级在(1789年)三级会议上和大革命初年表达的对贵族的强烈不满的根源”。(35)能证明这种“贵族反动”存在的证据很多，其中最为人们重视的象征表现，是1781年5月22日颁布的那条被认为阻塞了资产者子弟的军界晋升路径的所谓“军规”。据考证，这条曾被人们广泛引用和讨论、被公认为是大革命重要起因之一的法令，其实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严重。因为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际执行中，它都没有取消平民(即族谱上找不到四位以上贵族的人)参军后升任军官的可能，而只是让他们到部队时必须从士兵干起，不能一开始就捐个少尉军衔。但是这个歧视性的规定还是激起了资产者的强烈愤怒，并被他们夸大其词地渲染为一种“不许平民当军官”(36)的恶规。当然，资产者对这条法令的这种夸张反应，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的“贵族反动”潮流对社会气氛的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