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的动因显然就是王朝政府对“特权”的刻意经营。托克维尔指出：“人们理所当然地抱怨贵族在捐税问题上的特权。但是对资产阶级的特权又该怎样说呢？有几千种官职可以使资产者免去全部或部分公共负担：此人免去自卫队的负担，另一人免去劳役的负担，另一人免去军役税的负担。……我丝毫也不怀疑，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与贵族中的免税者人数一样多，而且常常比贵族还多。”(46)而这些享有特权的资产者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群人渣，他们“自私自利，趾高气扬”，他们甚至把和他们一同生活在城市里的下层人民当作敌人痛加盘剥。最可恨的是，“他们生怕将他们与人民混同，并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摆脱人民的控制”，而他们自身也“分成无穷无尽的片片块块”。每个片块可能就是三四人的小团体，然而个个都自视甚高，能为一点鸡毛蒜皮的“荣誉问题”没完没了地争来斗去。就是“在这些小团体因自尊心而不断地相互摩擦中，法国人固有的虚荣心变得更强、更敏锐，而公民的正当的自豪感却被遗忘”。总之，托克维尔认为当时的法国人，尤其是资产者，大都沉溺于一种“集体个人主义”风气之中，而这种风气乃是“所有侵蚀旧制度机体，迫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中最致命的弊病”(47)。
    托克维尔当然知道，这种社会碎裂的罪魁祸首是热衷于经营特权的王朝政府；而那些削尖脑袋钻营特权的资产者在他看来差不多也是同谋，同样罪不可恕。因此他不可能同情他们，甚至打心底里厌恶他们，以至于都不情愿替他们多说几句公道话。结果带有“松动崩溃”逻辑的“托克维尔悖论”的第二次表述就缺了不少必要的限定性要素，以至于终于被许多人当成了“定律”。
    事实证明“托克维尔悖论”的两种表述都不足以充分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机理。它们只能反映某些在大革命生成过程中起过某种促进作用的心理因素，而这些因素终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无论是“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还是“繁荣加速革命到来”，显示的都只是一些较浅层次的、看似矛盾的现象，而在更深更广层面上发生的事情仍然是符合逻辑的，那就是人们在普遍遭受一些新形式的压迫。这些压迫不但在物质意义上可能较以往并不稍减甚至更加沉重，而且还多了一个能大幅度加重其严酷性的精神维度。其实，“托克维尔悖论”所凸显的正是这种压迫的精神或心理维度，这种揭示是深刻的和必要的，能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大革命起因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仅将眼光局限在这一点上，并由此贸然作出“改善引发不满”或“松动导致崩溃”之类的结论，甚至因此不敢再推动某些必要的改革，那就难免要犯违背常识的低级错误。毕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这条人所共知的古老真理，不是谁想推翻就能推翻得了的。
    话说到这里，一个事实必须提起，那就是构筑所谓“托克维尔悖论”这种理论并非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本意。那种“改善引发不满”或“松动崩溃”意义上的“托克维尔悖论”或“托克维尔定律”，也只是别人的理论概括，绝非托克维尔自己的核心思想。他虽有过一些类似的言论，但那与其说是逻辑严密的“理论”，还不如说是随笔式的漫谈。而且，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九章的草稿里写下的那段话，已经表明他是不会相信什么“松动崩溃”的。因为他甚至都怀疑那种认为“权利不平等没有随着大革命的临近而变得更严重，但由于实际条件平等的凸显而显得更不可容忍”的“老生常谈”，并明确指出大革命前夕的权利不平等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得多。
    那么，他为什么还是会一再提及那些带“松动崩溃”意味的矛盾现象呢？这个问题可能与托克维尔作为历史学家的独特气质有关。我们知道，尽管很睿智、很勤奋也很注重档案资料，托克维尔终究只是一位“半路出家”的历史学家。而且他在自己不长的54岁生命历程(1805-1859年)里，直到大约45岁(也就是1850年)之前，做的都是社会学性质的学问，即以现存社会为对象的研究。他转向历史学研究只是在1848年革命失败、小拿破仑上台之后的事。(48)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写历史时，何以常常别出心裁、不循陈规。此外，一位名叫马塞尔·莱因哈特的法国革命史名家还特别注意到，托克维尔在做社会学时就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习惯于用“随笔”的方式写文章，实际上他一直就是一位“天分极高的随笔作家”。尽管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过程中完成了由“随笔作家”向“历史学家”的转变，但随笔式的写作风格也一直不曾离开他的笔端。在莱因哈特看来，托克维尔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学家，相当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他作为优秀随笔作家所特有的那种“敏锐而细腻的直觉”，以及“洞察力、历史感、观察缓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所需要的统御事件的能力”。(49)不过，写随笔的习惯也难免要在托克维尔的历史文章里留下一些凭空想象、随意挥洒的痕迹，这些毛病有时会损害他叙说的逻辑性，但常常也能使他的作品产生一种耐读的魅力。
    厄尔斯特非常重视托克维尔的洞察力，认为他有许多真知灼见“值得去发现或再发现”。但他也无奈地看到，托克维尔“经常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言语暧昧，倾向于发表一些推测性的奇思怪想，而且自相矛盾”，并认为这是让人们承认他是“社会科学家”的“主要障碍”。(50)应该说，这一情况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若要究其缘由，情形可能相当复杂，但不管怎么说，托克维尔写作此书时的精神状态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在该书出版前不久，他曾致信一位朋友谈起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我一贯地视自由为首善。……但我却发现如今大部分人(我指的是最值得尊敬的那部分人，因为其他人的感觉我是不怎么在乎的)都只是在竭力适应新制度，而最可怕的是我竟发现他们似乎都在把对奴隶状态的喜爱变成美德的一种成分。我也想过是不是该用他们的方式去思考和感觉这个世界，但是我做不到，我的意志抵触之，我的天性抵触得更厉害。……您不能想象，处于这种精神孤立之中，感觉自己外在于我的时代和我的国家的思想共同体，是多么的令我痛苦。沙漠中的孤独也比这种人群中的孤独强啊。……这可以解释我为什么在写作时常常深感沮丧。”然而，随后他又坦承：“我非常想有那种不在乎成功的美德，但是我没有。而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一本书的成功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已有的思想，而非作者表达的思想。”(51)这就难怪了：明知读者跟自己的想法相去甚远，甚至根本不同，却又偏偏渴望书的成功，这种心态下写出的文字能不时常自相矛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