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领主反动”一样，“贵族反动”问题在托克维尔写作时也还不曾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但这个现象显然已经被托克维尔敏锐地觉察到了。关于这一点，厄尔斯特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九章的草稿里还找到了一个重要证据。托克维尔在这份手稿的一页纸的边缘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有这么一个老生常谈：权利不平等没有随着大革命的临近而变得更严重，但由于实际条件平等的凸显而显得更不可容忍。对此我还要补充说一句，较之以往任何时候，这时的权利不平等在某些方面变得严重了许多，而且其性质也变得可怕了许多。”厄尔斯特揣测，最后那句话说的或许就是1781年的那条关于军官任职的更严格的限制性军规。(37)乔治·杜比主编的《法国史(1348-1852)》也十分重视这种“国家和社会结构层面上的‘贵族反动’”现象，并将它和“领主反动”相提并论，认为这两种反动“是同一态度的两个侧面，这种态度既深深伤害了农民，也深深伤害了资产阶级”(38)；也就是说，两者都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导因。可是这么说来，事情就有些奇怪了。我们记得，托克维尔在作“托克维尔悖论”的首次表述(革命在中世纪苛政较轻的法国发生)后，曾用很大的篇幅补叙旧制度法国农民遭受的实际上更加深重的苦难，其中关于“燕隼”的叙说更是明确地涉及“领主反动”的问题。这些叙说即使没有完全否定那条“托克维尔悖论”，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它的实际意义。然而现在，在作“托克维尔悖论”的第二次表述后，托克维尔却对他已经觉察到了的“贵族反动”现象再也不着一字；也就是说，把贵族泼在旧制度法国一直热衷于捐官入贵的资产阶级头上的这瓢冷水，根本忽略不计了，结果使他的这些文字给人留下的这一印象便显得十分着实：似乎大革命前夕法国资产阶级的不满只是由公共繁荣和政府压迫的松动引发的，与贵族(经由国王政府)对资产阶级升迁欲求的这种压迫的加强没有一点关系。
    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托克维尔写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九章草稿里的那段话，原已充分表明他对这种“贵族反动”不仅有所觉察，而且感觉异常强烈。然而，他不仅没有花气力去对这个情况作任何具体的披露，而且还在定稿时没有把这段话留下来，最后只写了那么一句没头没脑、不痛不痒的“路易十四时期较之路易十六时期，平民更易为官”。到底是什么心理障碍让托克维尔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这样吞吞吐吐、不情不愿？或者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托克维尔对“贵族反动”的关注远不像他对“领主反动”的关注那样认真？
    可能的解释之一是，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王朝政府卖官鬻爵的行为本来就极为反感。他认为这种行为的起因是国库缺钱而又不愿向三级会议索取，而它的后果则是“第三等级的虚荣心遂在三个世纪里保持不衰”；而且政府做这件事的手法丑陋得难以想象，“财政越拮据，新设职位就越多，而免税或特权是新职位的报酬。由于是出于国库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因此这样设置的官职多得简直难以置信，或是完全无用，或是反而有害”。其结果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庞大复杂、难于运转、不起作用的行政机器。(39)更令人瞠目的是，政府常常把已经售出的官职强行收回，连“终身赐予的各种特权随时都可收回”，然后再设一些新官职重新出售，这根本就是在利用资产者的虚荣心公然掠夺他们。(40)震惊之余，托克维尔一边大骂政府无耻，一边明确表示对那些心甘情愿承受政府的欺骗与掠夺、“一次又一次地花钱购买空洞的荣誉和不公正的特权”的资产者不予同情。“假如有谁能怜悯那些因愚蠢的虚荣心而造成的痛苦，谁就会同情这些不幸的受封贵族的命运。”(41)由此，托克维尔对“贵族反动”的那种漠然姿态，似乎已经可以得到某种解释。
    这件事似乎也和托克维尔在对待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历来“偏心”多少有点关系。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同情农民而讨厌资产阶级。著名法国革命史家乔治·勒费弗尔认为这和他的贵族出身有很大关系：“他的家族虽没有很大的地产，但曾有很多管理有方受人尊敬的领地，所以托克维尔头脑里地主对农民的父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他觉得地产财富比动产财富高贵得多，他谈起农民来也比谈资产阶级兴趣浓得多。”(42)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托克维尔的笔下，农民似乎总像他的家里人，他理解他们、关心他们，他们的命运时时牵动着他的心；而资产阶级似乎是一种异类，而且常常是一种自私、褊狭、虚荣、猥琐的异类，很不值得同情。尤其是托克维尔实际上坚信，旧制度法国农民的命运之所以如此悲苦，不仅是贵族的错，也是资产阶级的错，因为他们都抛弃了农民遁入城市。在诉说了农民饱受日益沉重的王家徭役之苦的情况之后，托克维尔便情不自禁地向这些贵族和资产者发出谴责：“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43)实际上托克维尔还看到，由此被抛弃的并不只是农民，贵族和资产阶级本身随之也难逃被抛弃的厄运。贵族由于在失去政权的情况下保留了免税特权从而变成了一个“种姓”，渐渐地既与农民也与资产阶级发生了“割离”，成为没有任何朋友的孤家寡人，一旦革命袭来，无可依靠的他们便只能仓皇出逃。资产阶级由于像贵族一样离开了农民，他们不仅不与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不平等，反而拼命为自己捞取特权，结果是他们很快也被农民抛弃了，最后只能在大革命中可悲地成为他们自己鼓动起来但又无法控制和领导的民众的牺牲品。(44)由此可见，在农民被抛弃的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乃是贵族、资产者和农民三者关系的彻底破裂。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分裂。而且更可怕的是，分裂并没有就此止步，它还将“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导致无数“彼此孤立的特殊小集团”的产生，直至社会的全面“碎裂”，“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一旦社会动荡，整个体制就将彻底崩解。(45)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旧制度法国社会的这种“碎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