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役税。这是旧制度时代法国王朝政府征收的一种特别规定贵族免缴的捐税，最令人厌恶的贵族免税特权主要就体现在这里。托克维尔指出：“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它随着国家开支的迅速增长而增长。查理七世(1422-1461年在位)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仅120万里佛，因此交军役税的特权很小；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8000万里佛，免税特权就很大。”(11)而这种迅猛增长的军役税又是由谁来承担的呢？基本上全是农民。托克维尔断言：“众所周知，两个世纪以来，几乎全靠农民的血汗，军役税增加了十倍。”(12)而且这种“军役税”其实很大程度上与军役无关，因为王朝政府一缺钱就打着“军役税”的旗号派税，所有的新捐税都变成了军役税。“许多中世纪闻所未闻的负担，如用于一切工程或公共事业的各种徭役，以及自卫队等等”，都按军役税来征收。而国王之所以只征军役税，则完全是因为他不想或不敢损害贵族的权益。(13)收税员苦差。农民不仅承担着沉重的军役税，还必须一年一届地轮流充当教区内的收税员。而按照托克维尔的描述，收军役税的义务比缴军役税的义务还要可怕，事实上它对农民的折磨残酷得难以想象。因为每个纳税人每年承担的税额是随其财产状况的变动而变化的，而这种税额的测定正是收税员的职责，这可就害苦了收税员。他哪能确切地知道邻人财富的多寡，知道这份财富和那份财富之间的比例？他只好在黑暗中慢慢地、苦苦地摸索，并要以他的所有财产乃至人身来对收税员的职务负责，结果是“通常在两年之内他必须花一半时间奔走于纳税人之家”。有关报告显示：“这一职务给那些任职者带来绝望，几乎令他们以破产告终。就是这样，村里全部殷实之家陆续被陷入贫困。”(14)自卫队苦差。尽管几乎独力背负军役税这一国家的主要税源，法国农民却还是不能免除到被称作“自卫队”的国家军队中服役的义务。托克维尔控诉道：“谁都知道，军役税最初是用来供国王购买士兵以免除贵族及其附庸的军役的。但到17世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役的义务重又纳入自卫队名下；这一次则完全落在人民头上，而且差不多全部落在农民头上了。”托克维尔也深知这种军役到底有多么痛苦，因为农民为逃避而“常常遁入林莽，政府必须动用武装追捕”。托克维尔在总督官邸中看到了“充箱盈架的有关追捕抗命自卫队士兵或逃亡者的骑警队办案记录”。大概是因为这个公差太痛苦，但凡有点背景的人都会设法躲避不从，结果使“如此庞大的重担唯独落在农民身上，落在农民中最贫苦无告者的身上”(15)。
    徭役。托克维尔发现，从路易十四末期前后，维修国家交通要道的劳役便开始单纯由农民负担了，而随着商业的发展，农民又承担起所有新辟道路的徭役。这样，徭役便从原来的领主徭役变成了王家徭役，并且逐渐扩及所有的公共工程。在1719年，徭役已被用于修建兵营，押送苦役犯进监狱、押送乞丐进慈善收容所、军队换防时的辎重搬运、从森林运送木材到军舰修造厂等，也都成了农民必须承担的越来越繁重的徭役。尽管这些徭役通常有些报酬，但数额很低而且不稳定。在1751年就有人担心，对农民的这种残酷压榨很快将使他们丧失缴纳军役税的能力。(16)这还远不是这个时期法国农民困境的全部。除此之外，他们还可能遭遇更悲惨的命运，比如，每到冬季，贫苦村民不出外行乞是没法活命的，而只想“一举扫除法国行乞现象”的政府，却派出骑警队追捕他们。据说在1767年有5万乞丐被捕，“身强力壮的流浪汉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则由四十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纳”(17)。又比如，政府公然歧视农民，它的警察从来不抓资产者而只抓农民，对农民案件的审理也极为草率。一般都是即席判决而且不准上诉。(18)更严重的是，政府还“不让农民改善自己的处境”。托克维尔愤愤不平地写道：“他们是自由的所有者，他们差不多仍和他们的农奴祖先一样愚昧，而且往往更加穷苦。身处工艺奇迹辈出的时代，他们却毫无技艺。置身光辉灿烂的知识世界，他们却尚未开化。他们身上保留着他们种族特有的智慧和敏锐，但并没有学会如何使用。种地本是他们的唯一营生，他们甚至连地也种不好。‘在我眼前看到的是10世纪的农业’，一位有名的英国农学家说道。他们擅长的唯有当兵打仗，至少在这个行当，他们和其他阶级还有着天生的必要联系。”(19)另外，在第三编第五章中，托克维尔还专门讨论了这一奇特现象：18世纪法国“有教养的阶级”已经对穷人(主要是农民)产生了同情，甚至已经强烈地表示出要帮助他们的善意。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这些上流人士的言谈话语中，还在肆无忌惮、像是怕他们听不懂似地流露出对穷人的鄙视。(20)同时我们也看到，法国农民这时所受的压迫之所以变得更为“沉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来源和性质较之中世纪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世纪农民所受的压迫来自地方领主，而现在他们所受的压迫直接源于中央政府。地方领主是以农民的管理人和保护人的身份来压迫农民的；而中央政府这个压迫者虽然也自称是农民的管理者和保护者，但天高皇帝远，这种制度性身份是抽象的、非人格的和冷冰冰的。地方领主的压迫大多与农民的实际生活环境相联系，因而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相关；而中央政府的压迫则主要服务于宏大的国家事务，这在农民看来是上等人、城里人或政府官员的事情，与他们毫不相干。尤其是18世纪的法国，正在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向现代文明，而这种新文明首先是在法国城市里兴起的，因为城市里有貌似全能的中央政权或其代理机构，有绚丽辉煌的上流社会，有各种新奇知识和享乐机会。它们对整个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精英都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结果便导致了农村和农民的逐渐被抛弃，导致了对农民的一种带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性质的“新奇压迫”(21)的发生。
    就是说，农民不仅被更残酷地压榨了，被无情地抛弃了，而且还被隔绝在了现代生活之外。然而与此同时托克维尔又发现，农民并没有完全与外界隔绝，因为“时代思潮已经从四面八方深入到这些粗野人的心中。它们通过条条隐蔽的地下渠道进入，在这些狭隘晦暗的处所采用着各种奇异的形式”(22)。显然，这里说的已是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对下层社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后果绝不容低估。因为它让农民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也看到了严重的不平等；它点燃了希望，更激化了仇恨。
    这便是托克维尔自己描绘的18世纪法国农民的实际生活境况。无怪乎他认为当时法国农民过得“比13世纪还糟”；也就是说，过得不仅不如他们的中世纪祖先，甚至都不如和他们同时代的德国农奴。压迫，事实上已经变得更为沉重。生活日益困苦，仇恨日益强烈，加上“除了会使用武器之外再无其他技艺”，这一切使得18世纪的法国农民别无选择，只能成为“预备革命者”(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