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人与黑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显然是战后印第安人接受和融合前奴隶最为重要的参数。在这一方面，塞米诺尔和克里克部落走在前列。在1890年以前，这些部落中的黑人和印第安人自由结合，两个部落没有任何法律反对二者之间的通婚。切罗基人在与黑人的社会交往上则比塞米诺尔和克里克部落要保守得多。切罗基人与黑人的社会接触，不论是前奴隶还是外来的自由黑人都被刻意避免。印第安人与黑人之间的通婚虽没有明文禁止，但却被社会习俗和间接的部落举措所阻止。尽管与切罗基公民结婚的白人可以得到民事权利和切罗基法律的保护，但是那些通过结婚进入部落的黑人自由人则没有任何法律权利(36)。巧克托和奇克索部落对其黑人自由人怀有深深的敌意，这使得奇克索和巧克托人与黑人自由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极少。尽管与白人结婚广为接受，在许多情况下被看作是充实了部落实力，但两个部落都阻止黑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通婚，巧克托部落在1885年通过一项法令宣布，印第安人与黑人结婚属于重罪(37)。
    总而言之，内战后，五大文明部落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永久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印第安人奴役黑人的历史从此宣告结束。重建时期五大部落中的黑人自由人比他们在内战前的处境要好得多，这一时期印第安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对较为缓和。内战后，他们能够出庭作证、出任陪审员和官员，拥有自己的附属设施，有权享用一些教育设施。另外，印第安人领地的自由人并没有像他们在美国南部的同胞一样，受到全面攻击或恐吓以使他们屈服。在内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印第安人的前奴隶，不论其是否获得部落公民地位，都可以居住于印第安人部落而没有受到骚扰。即使是巧克托和奇克索部落极力主张迁移黑人，也没有太多地骚扰他们。当然，五大部落接纳黑人自由人的态度不一，印第安人与黑人之间的互动也各不相同。塞米诺尔部落和克里克部落最为宽松，黑人几乎完全被接纳到部落中，切罗基部落居于中间地位，奇科索和巧克托部落中黑人地位最为险恶，自由人的权利没有得到有力的保障。
    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第安人与黑人关系的渐趋恶化到19世纪末期，随着渴求土地的非印第安人蜂拥而来，不断占用土著土地，而且呼吁将该地区给予他们，毫无尊重印第安人居民的意愿；份地制的实施，部落权威遭到侵蚀乃至部落体制最终被美国政府解体，土著美国人陷入了绝望和敌视之中；白人种族主义日益盛行，也为印第安人提供了种族歧视的途径和方法。其结果是，印第安人与黑人在内战后形成的相对平和的种族关系重新紧张起来，印第安人将种族歧视和敌对的矛头指向备受种族歧视、相对于白人来说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印第安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对立不断加剧，产生了严重敌对甚至是暴力冲突。
    内战后随着部落土地的不断开放和越来越多的铁路线延伸到部落领地，包括黑人和白人在内的非印第安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印第安人领地。非印第安人口的迅速增加推动了印第安人领地中土著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黑人和白人人口的比重则迅速上升。1870年印第安人领地拥有68152名居民，其中土著美国人占87％，6378名黑人和2407名白人是剩余人口。到1890年，109393名白人和18636名黑人占印第安人领地总人口的178097人的72％。在内战后不到25年的时间里，印第安人已经成为自己土地上的少数群体。到20世纪初期，印第安人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下降。1900年，俄克拉荷马领地有白人670204人，占总人口的87％，黑人55684人，占总人口的7％，印第安人则只有64445人，占总人口的8％(38)。移民印第安人领地的黑人人口尽管与白人相比较少，但已经推动领地中的黑人人口增加了两倍。他们的到来极大改变了这一地区自由人的地位以及种族关系。19世纪80年代领地中的黑人主要是印第安人的前奴隶，但是到1890年居住于该领地的大多数黑人主要是来自周边诸州的黑人自由人。通常情况下，这些黑人像白人移民一样意识到部落和联邦官员无力驱逐他们，因此也多非法定居于部落土地上，占有土著土地从事农业耕作。这当然引起了印第安人的不满，他们将黑人看作是和白人一样的入侵者，强烈反对黑人非法占有土地。
    在非印第安人不断侵占土著土地的同时，土著部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面临着白人社会的严峻挑战。首先，美国政府在印第安人部落中强制推行份地制，使土著土地大量丧失，部落赖以生存的基础不断被削弱。美国政府于1887年通过《印第安人土地分配法》(即《道斯法令》)，开始推行份地分配政策，将部落共有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个体，剩余土地则向非印第安人开放。1893年以亨利·道斯为首的委员会进入印第安人领地，与五大部落商议份地分配事宜。1897年，巧克托人和奇克索人与道斯委员会签订阿托卡协议，每人接受320英亩的份地。1898年，塞米诺尔人也同意接受120英亩的份地。克里克人于1901年接受每人160英亩的份地。1902年切罗基人最后签订协议，每人取得110英亩的份地(39)。份地分配最终在五大部落得以实现。
    不仅如此，自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就开始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印第安人部落的政治控制，不断削弱部落权威。在政治和法律上征服印第安人的第一步始于1871年。该年度的印第安人拨款法令不再承认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民族和部落的独立地位，停止与它们签订条约。美国政府通过这项法令取消印第安人部落形式上的主权地位，从而沉重打击了印第安民族的声望和自信心。此后，美国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建立印第安人警察力量用于维护保留地的社会治安与法律秩序，推动印第安人的文明开化；19世纪80年代则扩大对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刑事司法权，联邦法院逐渐扩大了对五大文明部落以及周围其他部落的管辖范围，并将保留地的重大犯罪司法权收归联邦政府。对部落权威最为沉重的打击来自1898年。当年，美国国会通过《科蒂斯法令》，授权道斯委员会可以不经切罗基部落同意而进行份地分配，取消部落法院，从此以后部落通过的法令必须得到美国总统的批准才能生效(40)。可以说，该法令是美国政府剥夺部落政府权力和削弱土著民族自治权的一系列举措的顶峰，从此以后五大部落政府就名存实亡了。
    与土著土地不断丧失、部落权威不断被削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第安人部落中的黑人却在不断受益，他们中许多人在土著土地分配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在政治上他们也积极争取建立黑人州，并在土著土地上成功建立许多黑人村镇。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处于绝望之中的五大部落将愤怒和不满发泄在黑人身上，引发了他们对黑人更为强烈的歧视和反对。
    备受五大文明部落抵制和反对的份地分配，却使部落中的许多黑人自由人获得了土地，而印第安人则认为这些土地是从他们手中夺取的。在份地分配过程中，切罗基部落的4112名黑人自由人平均每人得到80英亩土地，他们总计得到328960英亩土地，以每英亩10美元计算这些土地总价值为3289600美元；乔克托和奇克索部落有11000名自由人，每人40英亩土地，总计价值4400000美元；克里克和塞米诺尔人拥有7180名黑人自由人，每人平均分得160英亩份地，总计价值11488000美元。印第安人发现，美国政府从他们手中夺走了总计19177600美元的财富，并将这些财富转给了黑人。自然而然地，印第安人产生了如下看法：“黑人得到的每英亩土地都是在夺取土著子孙后代的土地，事实上美国政府无权将这些土地给予黑人……”(41)另外，黑人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建州和建立黑人村镇的运动，也使得经济、政治地位已经风雨飘摇的五大部落感到担心和忧惧。战后南部的许多黑人自由人以内战中联邦政府领导人的声明为依据，希望联邦政府单独留出印第安人领地的西部(俄克拉荷马)为黑人自由人定居之用。1881年汉尼巴尔·卡特与詹姆斯·特纳建立俄克拉何马自由人移民协会，鼓励黑人移民俄克拉荷马地区。1889年，堪萨斯两名黑人政治家伊格尔森与迈凯布参加到这场运动中，企图在这一地区确立黑人的主导地位。迈凯布于1890年建立全部由黑人居住的兰斯顿市，通过名为《兰斯顿城市先驱报》的报纸鼓励南部黑人定居俄克拉荷马，并亲自游说本杰明·哈里森总统，要求获得领地总督的任命以推动他的殖民计划(42)。不过，黑人独立建州的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归于失败。在意识到黑人州建立无望后，迈凯布以及其他领导人开始着手建立黑人村镇。1889－1900年间，他们建立了29个村镇和1个殖民地(43)。在这些村镇中，黑人不必担心白人的骚扰和政治控制，因此这些黑人村镇对于黑人自由人来说象征着自由和自治。但是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它们则意味着非印第安人对土著土地的蚕食。因此，印第安人对黑人的反对日益强烈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