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采邑可以世袭，地产转移也就不远了。最初的让渡是部分出让，义务仍由原附庸承担。当采邑全部转让之时，义务不得不由新的租佃人承担，这与附庸制原则产生了尖锐矛盾。附庸制本是两个人面对面的约定，相互忠诚，一旦附庸变成一个陌生人，附庸制何以为继?怎能期望从一个不认识的人那里得到这种忠诚呢?(14)土地可以转让，“忠诚”如何转让?唯一的办法是领主先收回采邑，与新的租佃人确认效忠关系后，重新授地给新人。事实上，新的封地仪式往往沦为纯粹的过场。与其说领主重新封授土地，不如说只是采邑转让手续的一环。事实上，采邑可以世袭，也可以出售。
    综观英格兰封建地产的发展，可以看到大地产日渐衰落，中、小地产不断加强，地产的转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在1086年《末日审判书》里，最大的庄园之一是柯拉普哈姆，占地面积达30犁(约合3600英亩)，到13世纪末已分裂为5个庄园。艾克莱顿庄园到1279年则已分裂为10个庄园。剑桥郡的60个地产中，王室领地本来占16％，但1279年已几乎全归一般封建主掌握。(15)15世纪中期，王室仅拥有5％的土地，(16)已无土地封授，市场流通成为采邑转移的主渠道。
    采邑本属于封君，但受封并占有采邑的封臣似乎成了真正主人，附庸对采邑的“占有”何以如此稳定?它在欧洲封建财产关系中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中世纪的所有权和占有权?这些问题都需要明确的回答。
    在古典罗马法中，possessio表示占有权，proprietas表示所有权，二者泾渭分明。一个人享有所有权，他就享受占有、使用和处分的全权，占有权不能脱离所有权而独立存在。在欧洲封建制度下，由于附庸的权利是相对独立的，于是附加在土地上的占有权也积淀并固化起来。在封建土地保有制中，每一块土地都包含着封建等级上级和下级的权利，甚至受到两种以上权利的限制，因此，保有地具有可分的利益，而不存在绝对的、不可分割的所有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臣民权利的稳定增长，财产重心出现向实际占有者转移的趋势。一个人实际占有的土地或享有的权利，不能由暴力剥夺，甚至不能由合法的所有者剥夺，只要这个人按照约定履行了义务。在这里，占有的概念扩展了。英格兰及西欧为此找到了一个新名词，即seisin(法定占有)。梅特兰说，在中世纪，“再没有任何其他比占有(seisin)概念更为重要的了……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几乎可以说，英格兰整个土地法就是关于土地的占有及其结果的法律”。(17)乔舒亚·C.塔特认为中世纪法学家不会不懂得如何区分所有权和占有权。12世纪晚期，学习罗马法的学生几乎肯定会被告知“所有权”(proprietas)和“占有权”(possessio)的区别。不过，在英王室法庭的早期记录中，更为常见的是另外两个词条：ius和seisina，即权利和法定占有(seisin)。事实上，土地权利的拉丁语seisina，不同于罗马法中的“占有权”，也不同于“所有权”。12世纪80年代，在教会法学家的《训导集》中，出现了所有权诉讼与占有权诉讼的明显区别。盎格鲁-诺曼教会学校的理查德乌斯(Ricardus)写作的《秩序》(Ordo)一书，也将所有权和占有权区分开来。不过它们都是将占有权诉讼置于显著位置。(18)法庭案例和教皇教令也表明，当争议发生时，占有权诉讼应在所有权诉讼之前。教职之争亦如此。1161年，一个名叫阿兰的人试图通过法庭恢复被夺走的教职。西奥博尔德大主教致信教皇说，阿兰最先提起占有权诉讼，遇阻后转向所有权请求，并在法庭提供了证据。该案例表明占有权诉讼在先。又如，西奥博尔德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期间(1139-1161)，其辖区某庄园一个叫彼得的人要求恢复曾占有的土地，声称其父即占有这些土地，不过因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而败诉。法庭告知彼得，他可以继续就所有权进行起诉。这两个案件都明显区分了所有权和占有权诉求，并显示诉讼须从占有权开始，恢复占有权是进行所有权之诉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占有权诉讼被认为是独立的，与所有权似乎没有必然联系。(19)在教会法中，占有权的概念首先独立出来，继而被置于优先地位。比如，主教或修道院长的位置时常发生纠纷，倘若一方用武力强行驱逐当下的占有者，教会法的原则是，在确定谁是最合法的权利主张者之前，先确保前占有者恢复原来的位置。12世纪中期，格拉提安提出“归还原则”(cannon redintegranda)，他宣布任何人都有权恢复他被掠夺的任何东西，不论是土地、财物还是权利，也不论这种掠夺是通过武力还是通过欺诈进行的。“是否对被掠夺者一律恢复占有?”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后来的注释者把“归还原则”不仅认作确认性的保护，而且也适用于独立的诉讼程序，即“夺回诉讼”(actio spolii)。(20)教会法的这套程序适用于教会人员，事实上也深刻影响了世俗法律。梅特兰认为教会法的“侵夺之讼”启发了英格兰的“新近侵占之诉”，因为两个程序均保护占有者的财产，反对另一方掠夺，不论他是谁。即是说，他们发展出完全不依赖所有权的侵夺之诉，在这种诉讼中，被告的所有权不能成为抗诉的理由。(21)世俗普通法强调和保护“占有权”的第一个令状是权利令状(The writ of right)。这是亨利二世早期发出的法律令状之一，收录在1187-1189年的《格兰维尔》(Glanvill)一书中。令状的原则相当明确：甲持有领主的一块土地，如果该土地被乙夺走，令状要求领主“迅速做出正确裁决”，将被夺走的土地归还甲。令状警告道，如果领主没有这么做，那么郡长将“不再接受进一步的有关权利违约的控诉”。同时原告还可以通过移卷令状(writ of pone)上交王室法院。该令状的含义是，倘若领主不公正地对待失去土地的佃户，国王有权进行干预。“权利令状”的冗繁，很可能促使了新近侵占诉讼令(the assize of novel disseisin)的出台，它是英王亨利二世最重要的司法改革。与权利令状不同，它将诉讼提交给郡长而不是原告的领主。有关该文书形式的最早证据也来自《格兰维尔》。在诉讼令中，国王告知郡长：某甲抱怨某乙“在我上次去诺曼底旅行期间，不公正地、未经法律程序剥夺了我在某村自由持有的地产。”国王命令郡长先将夺走的土地以及相关动产复归原位，然后查证：“12个自由守法的邻居”，即陪审员将查验现场，并将查验结果当面禀告国王或国王的法官。最后进行审判，可缺席审判，即使被告不出庭，审判也照常进行。(22)有学者认为，新近侵占诉讼令是亨利二世“多次彻夜”思考的结果，更多学者则认为是关于土地占有法律的逻辑延伸。无论如何，这套解决纠纷机制的创立，对英格兰乃至欧洲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土地财产关系的调整和向法律普遍性的发展都迈出了重要一步。
    就土地财产关系问题，罗马法和教会法是否影响了欧洲早期的普通法?对此可以做出肯定回答，但要做出限定和说明。欧洲没有移植罗马的所有权法律体系，虽然对“所有权”概念并不陌生，但长时期予以淡化和改造，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形成了独特的土地产权体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欧洲法律与罗马法没有联系，显然有失偏颇。如果认为欧洲法律是罗马法的移植或延伸，同样不符合实际。历史事实是，英格兰及西欧大陆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建构起一个新的法律政治体系，其中不乏从古典罗马法中吸纳一些概念和方法。笔者更倾向于密尔松的意见，他认为，必须在封君-封臣关系的语境下来理解占有(seisin)和权利(right)等法律概念，而不能简单地与罗马法的一些概念进行对接和对译，或看作罗马法相关概念的同义词。(23)即是说，应该充分认识中世纪欧洲财产体系的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