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60年代，似乎整个社会都开始质疑“美洲大沙漠”观念，支持“雨随犁至”假说。1867年，由斐迪南德·海登(Ferdinand V.Hayden)领导的“准州地质勘测队”通过对西部的调查，在报告中声称：“人们的拓殖与林木的增加已使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河沿岸地区的气候得到改善。所以在过去12年或14年中，雨量逐年增加，并且一年中的雨量分布均匀。我坚信，随着拓居地区不断扩大和林地的适当种植，这种变化将继续扩展到整个干旱地带，直到落基山麓。”(35)著名的气象专家托马斯(Cyrus Thomas)也认为：“自从科罗拉多地区开始定居以来，村镇和城市建立起来，农场被开垦，矿山得以开发，道路被修通和应用。湿度在逐渐增加……因此，我个人坚信，降水的增加是一种永久特征，而非周期性的，而且从过去的8年中就已经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本地区的定居有关，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湿度也会增加。”(36)提出“雨随犁至”这一著名观点的C.D.威尔伯极力宣扬：“在这奇迹般的发展中，犁是其先行信使，是准确无误的预言者，是取得成功的因素。人类能够感动上苍将雨露洒向他们所选择居住的土地，靠的不是魔法或妖术，也不是符咒或祭品，而是他们满脸的汗水和双手的艰苦劳作。”(37)威尔伯甚至狂言：“上帝没有制造永久的沙漠，人是进取性的，因而，除了人类允许或忽视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沙漠。”(38)在1868年的《草原农场主报》中，卡梅伦曾谨慎地提醒这里用作草场的资源有限，农业除非灌溉，难以发展。不过在当时一片乐观主义情绪面前，他的观点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相反，诺德霍夫发表在《哈泼斯》杂志上面鼓吹大沙漠由于铁路的到来而消失的文章则被广泛转载(39)。
    当时流行的观念认为，随着定居者的到来，炊烟会增加空中的云量，树木和作物的蒸腾作用会增加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再加上好运气，西部的雨量就会不断增加。更有甚者，认为铁路两旁的电线杆、甚至连7月4日的独立庆典也能起到增加雨量的作用。除此之外，西部为了增加降水而积极推行的另外一项活动就是植树造林运动。1873年，美国政府通过《植树法》，并设立植树节。虽然在这里面看不到“雨随犁至”的影子，但毫无疑问，该法是根据西部干旱少树的情况而对《宅地法》所进行的修正。植树节的倡导者、农业部官员莫顿(Stirling J.Morton)就是来自内布拉斯加的一位旱作农业专家。
    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之下，美国内战后迎来了大平原地区农业开发的高潮。从1870年代开始，20年没有变动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边疆迅速向西扩展，到1880年，前者人口达到85万，后者45万。从1868年到1885年的三次达科塔繁荣，使得该地的宅地赠与面积由21.3万英亩增加到188.1万英亩。到1885年，达科塔州密苏里河以东的地区都已经有人定居，人口达到55万，与1880年相比，增长了400%。在北部移民增加的同时，南部也经历了同样的繁荣。1889年4月22日，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最后一块领地俄克拉荷马对移民开放，200万英亩的土地在几小时内被疯狂的移民抢占完毕。到1896年，大平原上已经有600万人居住。在后来沙暴的中心，即科罗拉多、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五州交界的勺柄地带，人口的增长率达到了600%(40)。
    虽然人们习惯上把1890年美国移民局的声明作为美国边疆时代结束的标志，可是，整个北美的西部开发却并没有结束，北边的加拿大的西部拓殖才刚刚开始，并在1896-1914年间以“最后的、最好的边疆”而吸引大批移民前去移居。即便是在美国，在1890年代以后，这种以单一产品开发、不计资源代价的粗犷经济模式不仅没有结束，相反，还在20世纪初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繁荣。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西部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大，堪萨斯、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五州在大战期间共增加小麦播种面积1350万英亩，其中有1 100万英亩是毁掉草皮新开垦出来的土地。仅在堪萨斯的芬尼县，小麦的播种面积就从1914年的7.6万英亩增加到1919年的12.2万英亩(41)。
    1930年代的大危机和席卷整个北美的沙尘暴最终宣告了这种发展模式的末日的来临。罗斯福政府除了解决经济危机外，针对西部所存在的生态问题，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予以整治，标志着从殖民地建立之初就逐渐孕育的西部开发历史的终结。
    四1930年代的沙尘暴与美国人对大平原的新认识虽然在科技进步和大好的外部环境下，美国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开发西部草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西部的生态本身就比较脆弱，降水少，春夏两季蒸发量大，而且土壤构成独特，容易因干旱和耕作而变成粉末。虽然美国人乐观地认为“雨随犁至”，然而，西部的降水非常不稳定，而且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西部开发的基础是所谓的旱作农业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丰水年份，这种耕作模式创造了奇迹。然而，旱作农业“不是不需要水分的耕作，而是在水分不足的地区进行耕作”(42)。犹他农业试验站的农业专家约翰·威德索(John Widtsoe)在1911年指出：“当旱作农业方法被理解和尝试的时候，总能取得成功。但它比湿润地区的农业耕作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加坚定地遵从大自然的法则，和更多的机敏。”(43)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相对丰沛的降水和良好的市场前景支持了小麦经济的繁荣。1930年代初期的大危机使小麦经济繁荣的外部市场消失了，农产品价格直线下跌，从而导致大量农场主破产，迁向其他地区，丢下农场无人照管。而1930年代相对较少的降水和高温更使西部的情况雪上加霜。从1930年到1936年，美国整个大陆地区除了缅因和佛蒙特外，年降水量都比正常年份低15%以上。1934年，内布拉斯加州的最高气温达到华氏118度，艾奥瓦州115度，伊利诺伊州100度，结果有370人热死(44)。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下，美国出现了西部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1930年代的沙尘暴。1930年9月14日，沙尘暴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大斯普林菲尔德，这是1930年代的首次沙尘暴。此后，沙暴光顾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根据美国土地保护局的统计，整个1930年代，能见度不到1英里的天数，在1932年，有14次；1933年，38次；1934年，22次；1935年，40次；1936年，68次；1937年，72次。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县，1935年最糟的一次沙暴竟然持续了908小时，其中有7次能见度为零，这样的情况有一次长达11小时(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