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沙尘暴肆虐的结果，其一是造成大草原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堪萨斯州西部、科罗拉多州东南部、新墨西哥州东北部、俄克拉荷马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勺柄地带长500英里、宽300英里的范围内，1000万英亩的土地成为受灾最严重的沙窝(Dust Bowl)地区。整个沙尘暴肆虐的地区，平均每英亩有408吨表土被吹走，总共被吹走的表土达到8.5亿吨(46)。其二是迫使大批人口流向他乡。饱受风沙之苦的堪萨斯州西南部的16个县，人口减少了24%。最后的边疆俄克拉何荷州，在1930年代的最后5年，平均每月有6000人逃往加利福尼亚。在高平原地区，有1万人丢弃了自己的房屋，流向他乡，500万英亩的土地遭到严重风蚀，受灾面积达到5100万英亩(47)。其三，沙尘暴还造成大片农田减产或绝产。1920年代，西部草原上小麦产量达到平均每英亩13.1蒲式耳；而1930年代，只有0.9蒲式耳。1936年播种的25万英亩小麦，竟然颗粒无收。原来建立在草地-食草动物(野牛、草原鼠)-食肉动物(郊狼、秃鹰等)-印第安人基础上的生态系统到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只剩下肆虐的风沙，被卷起的一道道沙丘，流亡他乡的难民和被埋没的废弃农场，失去了往日的绿色，也没有了生命的欢笑，原来的希望之地变成了绝望之地。1939年，《达拉斯农业新闻》哀叹，大草原，原先是鹿、野牛和羚羊的家园，现在则成了沙尘暴和联邦工程管理署的家(48)。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罗斯福政府把解决经济危机与环境危机结合起来，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新政，并把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当作“联邦政府的一项首要职责”来推行，从而继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以后，在美国掀起了环境保护运动的第二轮高潮。为了治理沙尘暴，罗斯福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1)通过对西部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实行限产、政府购买和移民等多种措施，减轻人畜对土地和环境的压力；(2)修建从南到北、横贯西部的防护林带，试图遏制沙暴东侵；(3)采取多项措施，治理水土流失；(4)建立大平原调查委员会，对西部情况进行调查，寻求解决沙尘暴的科学方案(49)。
    美国历史学家马林曾将西部沙尘暴的原因归结为西部独特的气候，唐纳德·沃斯特在批判了马林将沙暴归结为气候的观点的基础上指出，那种个人主义的、以掠夺自然为基础增殖个人财富的文化价值观念，才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从根本上说，大肆犁开草皮是颇具进取性的企业家时代的杰作，展现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50)。大平原调查委员会在它所完成的名为《大平原的未来》的报告中，把1930年代沙尘暴的原因归结为错误的耕作方式，“特别不合适的农业耕作方法，而不是以生态学为基础的对更多生产这一美国信念的挑战成为大平原委员会结论的基础”。报告还进一步指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一系列传统的美国观念在作祟：“最早的居民的一个固有特征是，他们认为大自然是被使用和进行开发的某种东西；自然可以随意按人之便利去塑造。从表面上看，这是事实；砍树是为清理土地进行耕种，播种是为了生产粮食，在天然降水量低的地区利用水利是为了增加产量。然而，从更深的角度上来看，现代科学已经说明，自然基本上是无伸缩性的，它要求遵从。”大平原委员会的报告进一步指出：“除非对大平原的农业发展模式进行永久性的变革，否则当雨水稀少时，救济将总是不可避免的。”(51)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6年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承认：“引起沙尘暴的唯一原因是我们错误的土地利用模式，本来应该作为牧场的土地，我们却用来生产小麦。”(52)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甚至比那个时代的保护主义更进一步，看到了罗斯福政府所推行的功利主义保护观念的缺陷，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伦理学说。土地伦理学说打破了传统的人对自然没有伦理义务的谬论，扩大土地共同体的范围，将人与自然万物都纳入这个土地共同体中。按照利奥波德的说法，“土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和公民”(53)。利奥波德还提出了土地伦理学的判断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54)根据这一准则，凡是有利于自然界的和谐、美丽和生态多样性的行为，都是正确的。正是看到了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博大精深，利奥波德才要求世人“像大山那样思考”！
    五结语无论是较为悲观的“美洲大沙漠”观念，还是盲目乐观的“雨随犁至”假说，都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美国人对大平原环境的片面认识。这些观念的产生深受当时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国内决策、地区关系和西部开发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洲大沙漠”观念的产生与适应了森林环境的西欧文化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派克和斯蒂芬·朗本人之所以使用这一词汇，“很可能是由于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55)。而后一种假说的产生则与1860年代美国人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征服自然的盲目乐观情绪密不可分。这两种假说对于美国社会的发展和西部开发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表明：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观念对其行动有时具有决定性影响，一个错误的自然观念很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生态后果。
    “雨随犁至”假说是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念作用下人类的征服自然观念和迷信科技万能这种乐观情绪的一个自然结果，它的流行是导致1930年代沙尘暴的罪魁祸首之一。从表面上看，1930年代的沙尘暴是一系列因素积累的结果：干旱少雨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它发生的基础，疯狂的垦殖、放牧和依赖机械化从而不断扩大的单一小麦种植农场是导致这场灾难的最直接因素，而1930年代的干旱则是其导火索。不过，掩藏在这一系列因素背后的终极原因还是近代以来机械主义自然观和进步观所倡导的以征服自然为手段、以谋取财富为目标的价值观念。装备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新教伦理精神的人们狂妄地认为，大自然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各种欲望而可以被随心所欲地改造、征服、索取的资源库，它除了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之外，不具有任何其他的价值，而且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人类不改变这种反自然的价值观念，人类对于自然的肆意破坏就不会结束，同样的问题就还有可能在别的地方重现。1937年，作家沃尔特·达文波特(Walter Davenport)发表文章指出：“只要人们和机器仍然毁坏干旱的草地而种植小麦，沙暴就会变得范围更宽，破坏更严重。只要这无所顾忌的贪婪……依然违反自然法则，我们就将会有更大更多的沙暴。”(56)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5年1月24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人类必须与自然携手并进。”(57)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这种由于对自然环境的错误认识而导致严重生态后果的实例，也不胜枚举。例如，在当年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叫高山低头，让江河让路！”、“向青山进军！”、“让锯斧声震醒千年沉睡的森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所反映的既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观念，也是不尊重自然规律、盲目乐观的一种心态，其结果也如同美国1930年代的沙尘暴一样，是巨大的生态和社会危机。美国人能够从西部开发所引起的环境破坏中幡然醒悟，走上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的道路，相信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东方生态智慧的华夏儿女也一定可以从包括美国在内的生态危机中汲取教训，走上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