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95、277页；第1卷，第175页；第3卷，第269页；第6卷，第453页。
    (17)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375～377页；第3卷，第293页；第3卷，第367～369页；第1卷，第175页。参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卷2(“政治较为修明的现世各城邦”)、卷3(“论政体及其类别”)、卷4(“现实政体的类别”)等相关论载。
    (18)切斯特·G.斯塔尔：《希腊历史意识的觉醒》(Chester G.Starr，The Awakening of the Greek Historical Spirit)，纽约：诺弗出版社1968年版，第57～77页。
    (19)阿纳尔多·莫米格里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根基》(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20)W.登·波尔：《修昔底德论希腊进步》(W.den Boer，Progress in the Greece of Thucydides)，阿姆斯特丹：北方荷兰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55页。
    (21)比较参阅G.W.特鲁姆弗：《西方思想中的循环史论：从古代至宗教改革》(G.W.Trompf，Idea of Historical Recurrence in Western Thought：From Antiquity to the Reformation)，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章(Chapter I：“The Polybian Anacyclosis”)、第二章(Chapter II：“The Polybius and the Elementary Models of Recurrence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等相关论述。
    (22)希罗多德：《历史》，第489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71页。
    (23)比较参阅弗吉尼亚·J.汉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笔下的历史与进程》(Virginia J.Hunter，Past and Process in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彼得·R.庞西：《战争的必然性：修昔底德悲观主义研究》(Peter R.Pouncey，The Necessities of War：A Study of Thucydides Pessm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24)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73页；第2卷，第293页。
    (25)〔古罗马〕塔西佗著，王以铸等译：《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3页。
    (26)〔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2～303、307页。
    (27)希罗多德：《历史》，第484页；参阅第7、36、419、463、472页等相关论载。
    (2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1、62、344、269页；参阅第20、23～71、82、92、170、240、268、493、698、702页等相关论载。
    (29)显然对修氏而言，伯战作为人性悲剧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参阅戴维·格林：《人类狂妄：修昔底德与柏拉图政治哲学研究》(David Grene，Man in His Pride：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ucydides and Plato)，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55、64页。另外，关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对修氏作为“心理史学之父”的深重影响，比较参阅克劳斯·魏道尔：《修昔底德与希波克拉底论著》(Klaus Weidauer，Thukydides und die Hippokratischen Schriften)，海德堡：卡·文特出版社1954年版；希波克拉底著，赵洪钧等译：《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215页。
    (30)希罗多德：《历史》，第1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488～489、169～170、75～76、53～70、125～126、213、234、711页，比较参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4、96～110、138、163、582、617～618、620～623、637～638、710～712页等相关论载。在此意义上，有论者尝试“系统展示当时希腊诸邦间所体现的政治关系的本质特征”，参阅彼得·J.弗里斯：《修昔底德与两极化政治》(Peter J.Fliess，Thucyd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Bipolarity)，巴顿鲁吉：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前言”，第7页。另有论者指出修昔底德通过关注民族内部心理学而将伯战视作一元化希腊世界同室操戈的病理性“瘀滞”，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参阅乔纳森·J.普利斯：《修昔底德与内战》(Jonathan J.Price，Thucydides and Internal War)，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1)彼得·伯克：《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第74页。
    (32)(33)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369～371、397～399页。
    (3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五中以“一般的心理状态”、“革命者的企图”、“事变发生的动机”及11种事例为中心，阐述政体变更的“一般原因”；论及“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各别原因”，指出雅典等共和政体“常常积渐而归败坏”，“一切政体”皆有可能因内忧外患而倾覆。
    (35)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