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道德史观：历史解释双重理路中的隐含主线行文至此，亟须回答的问题是：古希腊史观的主导思想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深度制约了史学目的?一言以蔽之，即在政治伦理视域下强调道德对历史的深重影响。有学者强调西方古典史学“较早地赋予了更高的目的，特别是用以推进道德伦理与爱国主义”，可谓一语中的。而且这从根本上解释了耐人寻味的一种现象，即古希腊史家为何普遍以重大战事为核心题材(62)。如在修昔底德那里，战争堪称最紧张而特殊的政治形态(“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就致使“一切都毁灭了”的伯战而言，它涤荡道德的能量前所未有。典型实例是雅典人“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特别是力主停战议和的尼西阿斯兵败惨死：“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间，他是最不应该遭到这么悲惨的结局的，因为他是终身致力于道德的研究和实践的。”总之，“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品性普遍地堕落了”。鉴于此，希罗多德探明战争原因本身显然是对其野蛮残酷性极具政治伦理意味的强力批判：“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更重要的是，揭橥政治事务伦理内涵进而成为撰史目的。如希氏通过强调神意作为始终在场的惩戒性力量，神谕言曰，“在短期间你虽然变得强大，可是很快地你就又会衰微下去了”，奉劝世人行事虔敬节制而施行公义(63)。而他热衷比较希腊、西亚、北非诸族文化心理是非优劣等，正是意在表彰并希冀继续维系希腊城邦体制下的公民美德。
    继希、修氏以后，希腊史学着意于“清晰展现道德垂范并使之成为撰史的首要焦点”(64)。波利比乌斯亦不例外，突出体现在强调另有“深意”制约罗马兴亡。实际上，着笔之初很大程度上他已意识到人类历史变革中的道德力量(65)。不妨摘引政体、心性与天命论中的数例，以资说明：
    既然不易准确叙述旷日持久的任何战事，抑或展现双方大规模的广泛筹备、连续活动、争斗以及命运剧变的任何战事。其间两个国家道德尚未沦丧，机缘中庸节制，力量旗鼓相当……能够形成一种关于各国禀赋的更好评判(66)。
    复次，罗马关于获取财富的律法与习俗优于迦太基(67)。
    依我之见，罗马国家首要优异的特质是他们的宗教虔诚。我以为正是这一点……维系了罗马统一。此类事物堂而皇之地进入公私生活，别无他物凌驾其上……但因人性易变无常，充斥非法欲望、肆意冲动和狂暴愤怒，俗众需要……节制。由是在下认为，古人于众生中引入有关神灵和地狱苦痛的观念并非草率、偶然之举，现代人摒弃它们却是鲁莽、愚昧至极。致使在希腊人中……公务人员……无法维系其信仰；而罗马……履行了虔敬(68)。
    显然，在波氏看来，罗马创设优异政体的首要前提是政治伦理高于周边诸族!《历史》实则大量关涉国族良俗优法的比较，强调它们“可取抑或相反”关键是能否确保“民众私生活正当有序，国家整体特质温良公义”。而鉴于“宗教虔诚”至关重要，这似乎也契合了希、修对天意与人性的侧重。更重要的是，“尚未沦丧”寓意全书篇末将以道德视角解读罗马败落。特别是第三则引文，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突出体现在如就“混融政体论”而言，鉴于它主要是基于政治学层面考论“罗马崛起”，其中涵括的所谓“循环史观”显然也根本无法如实地描述罗马国族兴亡的历史“周期律”。另一方面，上述史论还折射了与早期希腊史家的一脉相承。突出体现在所谓“宗教虔敬”等皆有浓重的政治伦理色彩，而“天命论”往往匮乏哲学深度--直至罗马时代基督教会史家宣扬“神意史观”方才成为可能。当然就差异性而言，希、修等人的相关论说大多是与天命论等紧密相关而呈现出一种更为“胶着”的理论形态；相形之下，波氏倾向于将其视为理性史观元素的一部分并在政体论中予以探究。
    不仅是国族兴亡，个人成败同样源于道德品性。典型实例是马其顿王腓力五世的荣辱沉浮：
    没有哪位先前君王兼有成为一名好或坏统治者更多的禀赋……他的好禀赋与生俱来，劣性则随年龄与日俱增……向读者表达在下有关君王以及其他大人物的立场观点(69)。
    材料表明对波氏而言，道德修为影响人事得失并最终受制于心性善恶。事实上，他在论载亚拉图斯、希罗尼穆斯、希洛王、腓力二世、汉尼拔、西庇阿、斐洛波门、阿迦托克勒斯、狄奥尼修斯、哈米尔卡、托勒密等“大人物”史事中，竭力强调道德评判：“或难寻觅恰当语词形容他们的勇敢、勤勉与全部美德”，或盛赞英雄主义的功败垂成而谴责卑劣可耻的苟安偷生。具体说来，我们确实应当引领读者关注这类人物的丰功伟绩，有所触及命运的兴衰荣辱与人事的变幻无常，通常在如实直书之上附加启迪性的教谕(70)。
    材料表明，波氏关注史上大人物作为，其深层体现是彰显史学“惩恶扬善”的道德目的：即从前代人的成功或失败中，探究关于国家、个人值得褒扬或指摘的“正确判断”。倘如是，或可认为《历史》因果解释奉行了并行不悖的双重进路：鉴于政体说、心性论不足受用而引入命运元素，隐含的主线则是道德意趣并大大增进了其史观的复杂性。
    随着《历史》叙事的深入展开，波利比乌斯越发着意于此乃至滋生所谓“道德史观”。而晚年目睹罗马统治危机渐趋暴露，特别是恰逢揭开共和后期大规模社会斗争序幕的两大标志性事件--西西里奴隶起义与格拉古兄弟改革(71)，更进一步强力凸显了这一点。在波氏看来，道德沦丧而玩物丧志……显然是共和国堕落的表征。首先是因他们认为马其顿败落后其世界统治无可置疑，其次是马其顿财富输往罗马后国家与个人拥有大量资财(72)。
    显然波氏意识到危机本质乃是道德危机，并尝试探究了两大相关论题：一方面就其直接表征及深重影响而言，公民阶层普遍腐化堕落并引发了国内激烈的社会斗争，对外政策日益显露霸权本质并引发了被征服者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就其根源而言，则是霸权地位确立后民族心性变得浮躁横暴，财富增进更为骄奢淫逸提供了直接的物质保障。推而广之，希罗多德论载希波战争期间的波斯帝国，特别是修昔底德笔下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帝国的兴衰沉浮，抑或是色诺芬《希腊史》论载伯战后斯巴达霸权与曼提尼亚战争后底比斯霸权，其间史观立意又何尝不是如此--道德严重腐蚀基础上的内忧外患预示着当事方终将走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