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比乌斯叙事中史观领域的上述变化，集中表现在《历史》结构编排的显著变更。众所周知，波氏原定通过30卷本篇幅阐明“罗马因何崛起”。为探究罗马衰亡的深层机理，而后追叙公元前167年至公元前146年间历史。其间，对罗马政制的顶礼膜拜，逐渐让位于深沉痛彻的历史反思，特别是敏锐地注意到了罗马社会道德生活的急剧变化。事实上，他认为早在公元前200年代罗马统治集团上层的政治操守即已明显失范。突出体现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期间，罗马统帅弗拉米尼努斯的违规行径。波氏尝试发掘隐于其中的深厚历史内涵，并以此为例指出：
    若是论及先前时代，我将确信整体上所有罗马人中没有谁会如此行事；吾意是指他们海外扩张前的时代，期间他们恪守理论与实践(73)。
    倘如是，则如前所述，他进而将最终确立罗马地中海世界霸权地位的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视为其衰变的标志性历史起点。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波氏基于道德立场诠释罗马衰亡本身，同样也是其史观随着《历史》叙事展开而逐渐由浅入深的必然产物(74)。突出体现在如第6卷“关于罗马共和国的论述”中，仅是通过杂糅“人性恶”与“政体循环”等在理论层面推断公元前146年后共和国的衰微。而待到罗马统治大厦真正殒命，则迫使波氏必须另寻其他更为紧要的因果关联以期直面现实。倘如是，则似乎可以说，《历史》后10卷虽为补充且容量不大，但对深入理解波氏史观演进却至关重要--何况，皆是其亲身参与或耳闻目睹的历史内容。
    在上述意义上，波氏史观深处滋生了浓烈的消极宿命意识。究其原因主要为两点，一是政治伦理视角下的人性缺陷，使得历史发展的道德基石无以为继，二是罗马事业竟难永葆青春直接孕育并强化了论史的命定色彩(75)。兹摘《历史》卷1、29、38中三则相关论断，以资说明：
    若将罗马统治与过去曾构成史家首要主题的著名帝国展开比较，我所论时代的壮观场景是怎样的激动人心与庄重恢弘……波斯人拥有广袤统治……拉凯戴蒙人长期角逐希腊霸权……马其顿人欧罗巴统治扩展……但罗马人拥有一个较之先前无限庞大，将来也无可匹敌的帝国(76)。
    无需观照经年抑或数代，仅晚近50年即可领略命运的残酷。试问有谁能意识到……我们时代波斯人的名号将会彻底溃灭--他们曾是几乎整个世界的主宰，而先前鲜为人知的马其顿人现为主人?但命运从不始终如一，总是通过意外战胜谋算；通过挫败人意展现权能，如今也将通过奉赠马其顿人全部波斯财富……不过将之寄存其手，直到她决计翻云覆雨(77)。
    当西庇阿目睹城池彻底崩塌而垂死挣扎……凝思良久后他意识到所有城邦、族群和权能之士，必将如同芸芸众生而遭逢应有命数……煊赫一时的亚述、米底与波斯帝国遭逢，荣耀如此切近的马其顿亦难逃厄运(78)。
    材料一表明，《历史》开篇尽管宣扬“循环史观”，但对罗马伟业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整体上仍持乐观期许；材料二表明，《历史》前30卷结尾时竟倾向于认为是命运毁灭了波斯、马其顿帝国，随着政体优劣及循环史论消退则预示日后罗马势必在劫难逃。前述曾在第3卷6章中以腓力父子攻灭波斯为例界定“人事关联”；材料三更是独具匠心地通过插曲性论载标志罗马霸业即将实现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强调统帅西庇阿“在功成时刻对命运易变铭记在心”，并“预感有朝一日同样厄运将会降临我的祖国”，堪称“最具政治家风范且深谋远虑的识见”。临近全书结尾的第39卷第8章，史家因感念世事无常而再度叹曰：“命运是多么地易于妒忌人类，特别是在我们自认人生已功德圆满的情势下，她是多么地偏好展示权能。”(79)综上所述，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对希腊古典文化的总结和发展，更是从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继而到西方文化的桥梁。波利比乌斯置身于希腊化时代中叶且希腊世界行将完全臣服于罗马的历史关头，其撰史实践无疑具有非常独特而繁复的史学内涵。突出体现在系统总结了希腊城邦与前期希腊化时代的史学遗产，并在史观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精辟阐述。
    波氏通过多组命题反思历史变革，表明其认识到了研究客体的复杂性，而诸史观范畴自身的瑕疵及分歧，则暴露了主观认知的某些局限性。事实上，古代世界所谓史学通常是指政治军事性质的现当代史写作，功利而狭促的意趣、视野，往往使得无法完全理性地鉴往知来(80)。这不仅仅导致书写者往往由于轻忽诸如社会、经济、文化等其他要素而严重歪曲了历史的复杂多样性，而且意味着即使是对“政治史”本身的解读也往往难免或有“单薄”之嫌。典型实例是关于罗马究竟是否是在有预谋有计划地挥兵东进，《历史》卷首强调认为：
    鉴于汉尼拔战争中迦太基落败，罗马人觉得在其全球扩张计划中至关重要的步骤现已实现，开始敢于伸开双手攫取其余部分并兵临希腊和亚洲大陆(81)。
    问题是，若将公元前3至2世纪罗马人的历史，置于同期希腊世界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予以探究，没有证据表明前者竭力要将霸权扩张至东地中海。须知当季罗马的主要精力是迫在眉睫的北意大利、南部高卢、西班牙与迦太基，同时竭力避免长时期大范围地陷身亚得里亚海以东事务--“罗马关于希腊的政策立场缺乏连续性或系统的规划”(82)。波氏误读罗马的东方政策及其战略意图，对《历史》的结构编排影响深重，突出体现在主要基于如是“心性论”立场连篇累牍于相关史事。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显然未能明晰地正面回答其中的关键问题：究竟是哪些主客观原因或条件逐渐诱发、增强了罗马干预的能量，直至最终掌控了希腊世界?
    不仅如此，西方古典史家笔下频现所谓“命运观”，显然很难完全归咎于书写者史识匮乏、宗教观所致，或从侧面也暴露出“政治化”视角无法完整解释纷繁复杂的历史兴亡的固有缺陷。特别是当史家身处或描述国族“由盛转衰”的历史阶段，宿命意识通常随着叙事展开越发浓烈。如就波氏命运观而论，应当也是希腊世界行将败亡的现实写照--在急剧变革动荡而个人安身立命无所适从的希腊化时代，希腊-近东民族文化混融背景下的希腊命运观、巴比伦占星术与埃及命运神崇拜等相互应和而大行其道，无不预示着基督教未来的胜利(83)。
    另需指出的是，古人论史通常也很难超脱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束缚与制约。突出体现在本案中，波氏似乎有意回避了离世前夕大约30年间的史事--社会斗争风起云涌之际，恰为政治史写作提供了适宜题材且易于原因探究，身为异邦人的他，在小西庇阿等庇护人亡故情势下，岂敢轻易涉猎多事之秋的罗马?诚如波氏含蓄指摘罗马人非分行径时所示，“而在当下，我则不敢冒险就此深入阐述”(84)。毋庸置疑，相关疏漏实乃堪称政治军事史写作典范的《历史》的重大缺憾。凡此种种，某种程度上或许也解释了日后希腊史家们为何更愿从“文明史”的视角来解读罗马崛起及其对希腊世界的现实影响(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