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俄国应对困境之战略计划与实施成效(一)三大区域的战略使命和海军发展计划自19世纪80年代起，俄国便一直梦想跻身欧洲海上强国前三名。为此，它实施了坚决有力的海军扩建计划，以期成为陆海并强的大国。在日俄战争之前，俄国的海军建设战略可以采用以下两种当时现成的理论：一种理论是以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观点为代表的“蓝海学派”(Blue Water School)，着重强调海军的功能首先是取得制海权--有能力发动进攻将敌方的舰队彻底歼灭，之后转向消灭敌方的商船，然后监督中立商船以及建立对敌方海岸线的封锁。要想实现马汉理论中的制海权，便必须使舰队大量配备拥有火力强大、射程远、射速快、装甲厚和航行性能优秀的战列舰。(13)另一种理论以法国的“青年学派”(Jeune Ecole)的观点为代表。该理论出于节约开支(14)的考虑，并不像马汉那样强调战列舰的作用，而比较着重于建造众多的鱼雷舰进行防御战。“青年学派”的这种防御战略得以成功实现的条件是必须配备机动灵活的沿岸陆上防御系统--大量的沿岸监测据点、广泛的电报联络网、坚固的防御基地以及能够机动调往所需地点的陆军部队和海军舰队。(15)虽然“蓝海学派”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末期已然肇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强国采纳其理论，“着手建造强大而昂贵的战列舰舰队”，但由于俄国在经济上落后于其他列强，因而导致俄国海军不得不节省开支，“追求一种混合战略”，为保颜面而宣称“兼容以上两种战略理论的基本原则”。(16)亚历山大三世在位之时，俄国与日本尚未在远东发生冲突，因而并未将太平洋战区列为重点。尼古拉二世继位之时，为了谋求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俄国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主导了“干涉还辽”，日俄之间的仇怨自此结下。
    在远东区域，俄国决策层当然非常清楚必须谋划应对日本的复仇。据此，他们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了战略分析，并逐步取得了针对远东情势的“海权论”共识：“主要是因为俄国陆军被牵制于欧洲，在此地区(远东)的地面部队甚至迟至1904年仍然弱于日本。尽管修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但该铁路运输能力在战争爆发前依然严重不足。因而，俄国从欧洲迅速而大规模地调集陆军增援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乃是一个岛国，这意味着日本军队在亚洲大陆的登陆和供给依赖于掌握制海权。如果俄国剥夺日本的制海权，那么俄国便将获得战争的胜利，甚至无须动用其陆军。或者，为了给俄国陆军争取时间以最终部署足够的增援部队，海军应能延迟或至少限制日本人在某些地区登陆。因此，海军力量是支撑俄国远东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尼古拉二世强烈的海军至上主义信念，以及蓝海学派在俄国逐渐增强的影响力，都加强了赋予海军在保卫俄国远东利益上关键角色的认识。”(17)客观来讲，加强俄国太平洋舰队取得制海权是应对日本报复的不错的战略，但这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俄国正在进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这也需要大量资金。如果仅仅只是这两项，那么俄国疲软的经济也能勉强应付。可是，俄国不仅在远东有敌国，它在西线的压力更加沉重--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也需要大量资金。更严重的是，对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的战略规划，俄国高层长期存在分歧而不能统一，导致该两区域海军力量发展缺乏系统的连贯性。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的海军发展战略失策，不仅造成了本地区的严重隐患，同时也消耗了俄国有限的资金，影响了远东海军力量的发展。
    在波罗的海区域，俄国虽然在1881年便确定了与德国进行造船竞赛以取得制海权的战略决策(18)，但是由于长期的经费短缺以及此后在远东的投入越来越多，波罗的海舰队并未能按照原有计划发展成一支能够与德国舰队相匹敌的海上力量，并且逐渐放弃了与德国争夺制海权的目标。不过，正当太平洋舰队扩建计划即将完成之时，俄国决策层逐渐重新回到与德国进行海上竞争的老路。比如，在1902-1903年间，海军少将阿巴扎(А.А.Абаза)(别佐布拉佐夫集团成员之一)曾提议在波罗的海沿岸采取“青年学派”的防御战策略，同时也提议应尽可能快地建成该地区的战列舰舰队。(19)按照彼得罗夫的说法，这一战略转向“既不符合政治局势，也不适应战略需求(在与日本开战前集聚所有力量在波罗的海或者地中海)，最后也与实施计划的现实可能性不相协调。”(20)俄国高层转回与德国争夺波罗的海制海权的战略规划并非日俄战争前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海军部长期战略分歧以及政策摇摆的一种二必选一的结果--波罗的海与远东的海军发展优先权之抉择。鉴于俄国有限的物资基础，这便意味着抉择波罗的海舰队的战略使命，或者是防御性的(“青年学派”)，或者是主动性的(“蓝海学派”)。然而事实上，自1881年确定战略决策以后，“波罗的海防御问题往往被归为次要方案”，而且当波罗的海舰队主动性出击的思路形成之后，波罗的海地区甚至一直处于“不设防状态”。针对这种情况的“缓解剂是水雷防御”。但此一方案虽经常被提出，却“从来未能完全实施”。同时，这一“未能完全实施”的方案却一直在消耗物资，这实际上“延缓了在远东必需的事前集聚”。(21)在黑海区域，俄国决策层曾有共识：在1881年确定的战略决策强调重建黑海舰队，并将其作为发展俄国海军力量的“首要急务”，“其他海域舰队发展皆位列其后”。(22)虽然黑海舰队的战略使命是积极为“博斯普鲁斯远征”做准备，但这一1881年决策中的“首要急务”却经常因波罗的海和远东的问题而一直未能切实落实，“关于黑海舰队使命重要性的主张变动无常，从80年代至世界大战前皆属常见之事”。(23)就战略决策而言，强调黑海舰队发展重要性的时机并不合适，因为这恰巧在不可避免的日俄战争爆发前夕，由于近东问题再次凸显而作出决定将大量物资转向黑海，并积极策划攫取黑海海峡。在当时，俄国若要攫取黑海海峡，必然会引发俄土战争，同时在复杂形势下也将引发与欧洲列强的战争。这样便需要制定黑海舰队与波罗的海舰队协调一致的战略发展规划。但根据目前的史料，两大舰队基本毫无联系，一直各自发展，并没有在做战略规划时进行政治上、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配合。同时，黑海舰队的军舰型号选择并不全面，其战列舰大部分都是针对攻克沿岸炮台与突破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建造的，并未考虑到与驱逐舰的战斗。另外，在远征登陆作战的准备过程中，陆军部与海军部的协同合作也非常罕见。(24)(二)海上力量发展的战略决策与实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俄国海权战略需要关注的重点是波罗的海和黑海两大区域。在波罗的海区域，俄国与英国和德国都发生了一些利益冲突，因此俄国政府对于与这两个竞争对手的战争是有战略预测的。俄国高层认为，虽然无法指望俄国舰队能够战胜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但是英国人登陆之后则完全不是俄国庞大陆军的对手，因此英国并不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对俄国而言，德国的威胁是最严峻的，因为德国拥有毫不逊于俄国的陆上力量。俄国政府最恐惧的是，大量德军能够搭乘军舰成功地在俄国陆军的侧翼或者后方登陆。在黑海区域，俄国的主要战略目的是限制黑海海峡落入敌国控制之下，并且为了避免重蹈克里米亚战争的覆辙，必须使黑海舰队远远优越于土耳其海军。同时，俄国黑海舰队一直梦想着重新掌控黑海海峡(如此则能解决黑海沿岸俄国领土的防御问题)。为此，自1885年至1903年，俄国一直在计划组织陆、海军协同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