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旅大租借”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战略漏洞“三国干涉事件”之后，俄国政府遵循维特的设计方案，以“拯救者”的身份对中国进行了经济上的“和平侵略”：首先，法国人投资占大多数而俄国人掌控下的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于1895年底)向中国提供了大笔贷款(清政府用以加快完成对日赔款)；其次，1896年6月3日，维特、洛巴诺夫和李鸿章签订了在远东“共同对日”的“中俄密约”，中国为此答允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与此同时，随着清朝在朝鲜势力的消失，俄国开始在朝鲜发展自己的势力与日本相抗，并签订了洛巴诺夫-山县协定(亦称1896年6月9日莫斯科议定书)，实际上确立了日俄两国对朝鲜的共管。
    如上所述，俄国势力在远东的渗透是非常迅速的，而且这一成功是在没有明显提高在远东的陆海军力量的条件下实现的。不过，随着“胶州湾事件”的发生，俄国政府在远东再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按照沙皇的指示，针对德国占领胶州，为讨论远东不冻港问题，1897年11月26日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按照维特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他由于已预见到(强占旅大)这个步骤“是一件后果严重的事情，必将以惨祸结局，于是同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争论了好几次。”对于维特指出的--英国和日本都将不会对此漠然处之，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声称这点由他来承担责任，他相信：无论日本还是英国都不会对此采取任何惩戒措施。”这次会议最后还是决定不占领旅顺口或任何其他港口。尼古拉二世尽管对维特的意见“感到不快”，但还是同意了他的主张，于是在拟定的会议记录中写入：“陛下并不希望赞同外交大臣的建议。”(58)然而会后不久，尼古拉二世和维特的政敌穆拉维约夫便改变了会议决定，开始着手强占旅大的军事行动。强占旅大这一决策给俄国在远东带来了不少麻烦，中国和日本出于不同的原因对此都感到非常愤慨。诚如维特所言，俄国占领了“曾经迫使日本离开的、在它打了胜仗后夺得的这块领土”，进一步把俄国引向了“不幸的对日战争”，同时还“破坏了同中国的全部传统关系”。(59)由于“旅大租借”问题，俄国的注意力从朝鲜转回满洲，俄国将在远东的军队战术单位由旅提升到了军，同时还成立了专门保卫中东铁路的护路队。俄国人千方百计地夺得了旅顺这一远东不冻港，但是在保住这一据点的战略上则存在着重大失误。最为重大的失误在于财政方面。按计划，旅顺军港要塞工事的彻底完成要到1909年，对于旅顺要塞的拨款不仅是微薄的，甚至还少于对大连的拨款。财政大臣维特对此不能说没有责任，他忽略了军事拨款(亦即加快旅顺建设)的优先性：在1904年前，由于财政赤字，对于旅顺的实际拨款只有460万卢布(60)，而对于大连的拨款却超过1850万卢布(61)，且这些拨款主要是用于大连自由港的基本设施建设而不是用于军事防御工事。从战略上看，如果大连没有坚厚的防御工事而被敌方攻占，那么大连将成为敌方可以利用的进攻旅顺军港的良好基地。
    在俄国远东海军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对于旅顺的利用也存在巨大的战略漏洞。旅顺离海参崴1500公里，这便决定了海参崴对旅顺的支援并不能很快到达，同时旅顺本身并不拥有支撑海上关键战役的持续物资储备，这也就使得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耶夫选择在旅顺施行保守的防御方案。按照阿列克谢耶夫的方案，俄国在旅顺的海军战略从一开始便是防御性的，俄国希望依靠旅顺为据点控制附近海域，以阻止日本人在辽东半岛或者朝鲜西海岸直接登陆；俄国希望通过海上防御赢得时间将陆军调赴满洲，这样才能真正防守住旅顺这一据点；与此同时，俄国可以自海参崴派出巡洋舰向日本的船舰发起进攻并割断其海上交通线路。正是由于这种方案设定，阿列克谢耶夫坚持在海参崴保持4艘巡洋舰作为“牵制舰队”。当俄国在远东的海军舰队实力弱于日本的情况下，分散性的战术其实不利于集中一点的大规模战役，因为一旦战争爆发，俄国在远东的重要据点旅顺是非常需要这些“牵制舰队”来抵抗日本舰队的。另外，俄国在海参崴的舰队，由于离旅顺航程过长(且还需防卫海参崴要塞)、船舰的作战能力以及自身目标太明显，仅仅能完成袭击日本商船的任务。(62)(三)日俄战争的导火索--东北撤军问题1900年夏季，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时，随着俄国军队开入中国东北，列强对于俄国的对华野心开始愈益担忧。在列强中，英国，作为俄国在华的主要劲敌，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1901年9月7日，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此后各国军队陆续撤离北京，俄国军队何时撤离中国东北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01年底，日本政府内倾向于对俄妥协的伊藤博文访问俄国。伊藤博文提出了他认为可以向日本国内“好战派”交代的协议基础条件：俄国应当彻底让出朝鲜，任凭日本全权主宰；日本则容忍俄国占领关东州并修筑通往旅顺口的中东铁路支线，但要俄国从满洲撤军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63)与此同时，日本与英国的谈判也进行到了最后阶段，伊藤博文此行不过是最后的与俄妥协努力。俄国政府并未接受伊藤博文的协议基础，而是用反建议把日本人最核心的要求顶了回去，这便加速了英、日两国关于英日同盟的谈判。
    1902年2月12日，英日宣布建立同盟关系，这对于俄国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信号。在列强的一致反对下，俄国很难再拒不撤军，遂于1902年4月与中国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虽然签订了撤军协定，但是俄国政府内部的远东政策分歧并未解决，正如前文所述，“三巨头”(64)之间的分歧以及同“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争斗，对俄国远东政策的制定也在产生愈益严重的恶劣影响。在“对日强硬派”的影响下，俄国在撤军最后期限到来之时非但没有按约撤军，反而继续增兵。这样一来，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利益矛盾已彻底不可调和，只能走向战争。
    随着俄国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意图吞并，在1903年时，俄国在西伯利亚军区和阿穆尔军区的驻军已增至4个西伯利亚军和两个独立师。(65)在此一阶段，俄国政府虽然一直向远东持续增兵，但对于其他地区也从未放弃侵略野心。1900年初，基于对英布战争的背景，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曾向沙皇提交了一份绝密的报告--《沙皇外交当局论1900年俄国在东方的任务》。穆拉维约夫在报告中提出，可以利用英国在南非陷入挫折之时，调整紧缩俄国在远东的开支而把力量转向中亚和近东--在阿富汗、波斯和土耳其增加俄国的影响，而他着重强调的是，俄国必须立即明确博斯普鲁斯计划。(66)对于远东的问题，穆拉维约夫反对在朝鲜建立加煤港，理由是，为了保住此一据点便必须在加煤港修建防御工事，而这是需要庞大开支的。海军部长官特尔托夫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日本是俄国的天然敌人，而旅顺不能胜任对日作战基地的使命，且与海参崴相距过远，这是俄国远东海军在战略上的重大弱点。鉴于此，他指出，为了使两地海军互援，便必须在朝鲜南部取得一个加煤港。(67)俄国政府最后决定租借朝鲜的马山浦为加煤港，但是马山浦并没有建立防御工事。俄国人的战略假设是俄国舰队取得对日本舰队的绝对优势，这样马山浦便能发挥其战略作用--在此驻扎的俄国舰队可以利用马山浦储存的煤为能源，进而封锁日本西海岸和下关海峡。可事实上，日本舰队比俄国太平洋舰队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在远东地区的陆、海军战略协调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在陆军方面，前线军区的作战方案必须经过库罗巴特金和总司令部的审核，而且彼得堡有权进行修改。然而，在海军方面，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的作战方案却不必经过类似的审核。这样一来，战争中陆海军协同作战势必成为不可能，因为不论海军部还是陆军部都不清楚阿列克谢耶夫在远东的海军作战计划。(68)在海军部和阿列克谢耶夫之间，除了偶尔的私人联系，关于重要问题并不存在系统的信息交流(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