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以上矛盾雪上加霜的是，俄国战略决策层还想在全球多线进取。这就需要在波罗的海、黑海和远东同时维持三支强大的、能够独立作战的舰队，而这是俄国当时的财政能力根本无法支持的。为此，维特一直力图说服沙皇(但未成功)：“俄国海军不要寄希望于将其舰队分布于三个单独区域，并在三个区域都保持相当的规模，而且能够同时进行独立的行动，比如……在黑海及其附近海峡，在波罗的海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以及与日本发生冲突的情况下。”(41)对于俄国当时的情况而言，维特的意见是比较合理的。当时，俄国并不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在所有战线实施积极的对外政策，必须牺牲某一方面。
    (二)内部派系斗争和外交政策与军力发展的不协调俄国政府的特性也是影响俄国战略制定的重要因素。君主专制国家的“统一和一致”程度往往会受到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尤其会受到专制统治者个人性格和能力的影响。从俄日战争前的俄国政府组成情况来看，尼古拉二世继位之初时的政府内还留有大量前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老部下，这些大臣都有各自拥护的政策路线。尼古拉二世对于政府各部门的完全掌控一直拖延到了1903年(他在当年8月28日维特离任财政大臣那天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掌权了。”(42))。正是由于尼古拉二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彻底摆脱维特的“影响”，因此他采用扶植其他大臣进行平衡牵制的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战略决策制定的客观性(战略分歧背后有着许多争权夺利的派系纷争的因素)。例如，尼古拉二世选择支持“别佐布拉佐夫集团”激进的远东政策，并对财政部、外交部和陆军部所支持的比较符合日俄实力对比的远东“温和路线”采取无视的态度。(43)作为“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成员之一，亚历山大·米哈伊罗维奇大公(尼古拉二世的童年好友)是“太平洋派”的核心代表人物，他在不断地寻找机会企图夺得阿列克塞·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海军元帅的地位。在“波罗的海派”与“太平洋派”之争中，亚历山大·米哈伊罗维奇大公鼓吹加强俄国太平洋舰队力量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为培植私人势力以及获得沙皇宠信的招数。“太平洋派”吸引了不少海军将领，这些军官有些确实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太平洋对于俄国舰队而言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些则是出于迎合尼古拉二世明显的对远东的偏爱。(44)在尼古拉二世的“纵容”下，远东太平洋区域曾获得优先发展权，但这种优先地位后来又被西线的波罗的海和黑海区域“夺走”。虽然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加强了不少，但最终还是在军备竞赛中落后于日本。因此，俄国的外交政策应当是与其军力发展水平相协调，走“温和”让步的妥协路线比较稳妥。但是，“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看法是，“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而谈判拖得越久对俄国便越有利，俄国便能更多地在远东占有优势。这种外交手段的适用条件是日本摸不清俄国在远东的军力以及没有实力和信心发动进攻，然而当时日本的间谍已经基本摸清了俄国在远东的军力--据日俄战争期间被俘的日本参谋本部少校军官供认：“我们了解，俄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在资源上是强于日本的，但俄国只是在欧洲强大，在亚洲大陆的这一面，它是弱于我们的。”(45)在“内部不统一”的长期困扰下，俄国外交策略开始逐渐变得与其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基础越来越不相一致，而且变动不一、前后矛盾。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国际纠纷中逐渐与许多大国发生利益冲突，如德国、奥匈、英国。在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压力下，俄国和法国于1891-1893年间形成了对抗三国同盟的秘密军事同盟。在1895年的“三国干涉事件”之后，俄国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个敌对国家--日本。法俄同盟仅仅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远东。虽然，俄法两国在1902年曾就远东联合舰队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最后无果而终。(46)因此，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俄国在远东处于没有盟国支持的艰难境地。而且，由于俄国侵略中国的野心过大，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列强都站到了日本一边。
    (三)威胁预判和战略谋划失误俄国海权战略有着自己的“大局观”，其失策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威胁预判不准确。俄国没有考虑到日本会突袭率先挑起战争的可能性，它猜测：日本应该“理性”地选择在欧洲战争爆发之时挑起战争。对于俄国来说，“欧洲战场”被认为是首要战场，而远东战区的胜败则被认为对于“世界大战”来说是无关大局的。关于此种“大局观”，俄国军事学家司伟琴(А.А.Свечин)有过经典的分析评述：“在对战争的准备上，我们落后于日本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把战争的远东战区归为第二重要。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满洲命运的解决必须取决于欧洲战场的胜利。我们准备好了遭受最坏情况--日本在大规模的欧洲战争爆发之时向我们宣战。在当时的情况下，主战场乃是临近西方的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区域，所有为了取得第二战场优势而对我们在决定性地点力量的削弱都是错误的。在亚洲的胜利并不能补偿在欧洲的失利；与此相反，欧洲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在柏林和维也纳签订的条约则是完全清除日本在满洲战绩的开端。”(47)对于日本的战略意图，俄国一直没能获取可靠的情报，它只能根据猜测进行判断。在俄国政府内部占多数的观点是：在日本进攻大陆这一似乎不合情理的情况下，东京会满足于迅速占领朝鲜，而俄国对此种事态转折将不情愿地予以认可。在彼得堡，只有喀琅施塔得海岛要塞的指挥官马卡洛夫(С.О.Макаров)海军中将和总司令部长官侍从萨哈罗夫(В.В.Сахаров)将军预见到了日本突然袭击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旅顺军港的可能性。(48)在威胁预判失误的情况下，俄国海权发展的战略谋划也是不成功的，拿出的方案在很多地方是草率的和想当然的。在1901年，为调整三大海域力量发展战略，俄国政府开始讨论如何应对德国舰队力量的大发展。尼古拉二世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加强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可是他所支持的观点却非常可笑：为了使波罗的海舰队与德国舰队力量相当，应当将波罗的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联合组成一支统一的舰队，远东舰队必须能够成为波罗的海舰队的辅助力量。尼古拉二世同时还认为必须加强黑海舰队(增至12艘装甲舰和相应的巡洋舰和布雷舰)，使其不仅能够完成“博斯普鲁斯远征”，而且能够冲入地中海区域。(49)对于尼古拉二世的幻想方案，仅有少数海军军官表示赞同，而大多数军官包括海军司令部都持质疑态度。大多数海军将领认为，基于俄国的地缘特性，俄国无法实现三大海域的互相支援，因此对于沙皇提出的波罗的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的联合计划表示反对。他们指出，即便在战时能够将军舰从太平洋安全地调回波罗的海，那也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波罗的海舰队将被强大的德国舰队削弱，远方赶来的增援舰队不可能带来明显的益处。(50)按此逻辑，很显然可以反推出，如果日本海军在远东强于俄国，那么从波罗的海向太平洋调拨增援舰队同样不能起到作用。但是，前文所述的罗日斯特文斯基报告故意淡化日本海军在远东的相对优势，并认为波罗的海舰队调赴远东是可行的，同时还荒唐地提出从黑海向远东调派增援舰队。事实上，该报告基本上是为了逢迎沙皇的观点(51)，它故意忽略了英国会在地中海妨碍俄国军舰行动的事实。受这份报告的观点影响，日俄战争爆发后，俄国报刊中出现了将黑海舰队调往远东的提议，而俄国外交部则很现实地坚决予以反对，因为这将形成对俄国来说更加麻烦的“第二战场”(与英国在近东)。(52)威胁预判和战略谋划失误还集中表现在俄国周边三大海域力量发展计划的制订中。比如，临近日俄战争爆发之时的1903年底，在俄国政府制定的1904-1914年海军战略发展计划中，并无对日本威胁的应有的重视，却决定将大部分物资投入建设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在3.71亿卢布的预算拨款中，70％的经费将用于建造16艘战列舰(其中7艘指定给了黑海舰队，9艘指定给了波罗的海舰队)，而远东仅仅计划增添13艘炮艇。(53)五、俄国亚太战略与海权战略的失误及不协如前所述，俄国海权战略的“不协”不仅体现了军事方面的失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亚太战略在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矛盾。正是由于在长期和宏观的战略上缺乏“一以贯之”，俄日关系逐渐恶化，并产生了难以妥协的利益纠纷。纵观日俄战前十年，具体而言有如下三次策略抉择对于日俄交恶、开战并结局具有重大影响。
    (一)“三国干涉还辽”之失误在日俄战前，两国之间的利益矛盾由来已久，向前可追溯至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当甲午战争临近结尾之时，远东复杂的国际纠纷也愈益公开化，中日两国政府争相拉拢相关欧洲大国。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连续向全世界报告中日马关谈判的经过，提醒列强日本控制接近北京的直隶湾将导致日本对中国的控制，这将会严重影响列强的在华利益。(54)日本方面则向相关国家进行瓜分中国的暗示，它表示不会反对英国索取舟山群岛或者德国占取中国东南某个省份，也不会反对俄国占据北满作为补偿。(55)在这场由中日战争引起的远东国际纠纷中，欧洲列强各怀鬼胎：英国认为俄国是其在远东的主要对手，于是想利用战胜的日本阻挡俄国南下与其争夺在华利益，因此表示“没有发现自己有理由干预这次谈判”；法国在欧洲需要俄国制衡德国，不得不尽量满足其盟友在远东的需求，表示“同意将使自己的行动与俄国相符合”；德国积极支持俄国的东进政策，一方面希望促成俄国与英国在远东的矛盾激化，一方面也希望借此让俄国调开部分西线军队以间接削弱俄法同盟对德国的压力，因此表示“现在已经做好准备参加俄国认为在东京所必需的任何行动，要使日本清醒它不仅要放弃割占含有旅顺港的南满，还要放弃割占澎湖群岛”。(56)概括言之，俄国当时的应对策略可有三种选择--“联中抗日”、“联日削中”和“消极观望”，其战略决策的关键是从中选出一种最有利于俄国的方案。高层大臣会议的争论核心在于是否应当针对日本进行军事干涉。最后的决议倾向于以财政大臣维特为代表的“对日强硬派”，而以总司令部长官奥勃鲁切夫为代表的“联日削中派”的方案则因属于少数观点而未被写入决议。在此后的御前会议中，维特成功地说服了本来持对日妥协观点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完全采纳了维特的方案。(57)事后看来，部分高层属意的“联日削中”策略未必对俄不佳：日本将来必与英国产生矛盾，俄国不应阻碍日本侵华，而应与其进行利益妥协(以南、北满划分势力范围)，并鼓励日本尽快走上挑战英国在华利益之路(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自己走上了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