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人居住在尼罗河河谷地带,但把坟墓建造在河谷两岸的沙漠或山崖里。他们用泥土构筑房屋,用石头建造坟墓。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泛滥带来的沉积物把早期的房屋淹埋在深厚的泥土下面,建筑其上的现代村落又加重了考古人员发掘古代埃及人活动场所的难度。这些因素迫使学者们主要靠墓地出土文物来复原古代埃及文明的生成过程。在发掘埃及中南部的涅迦达(Nagada)和阿比多斯(Abydos)两个墓地时,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根据从不同坟墓和不同考古层出土的陶器的质地、形状和修饰对它们进行分类,创立了“序列断代法”(Sequence Dating)。①在尼罗河与通往红海的哈马玛特干河谷交接处的科普特斯(Koptos),皮特里发现了三座与之前的发掘物有明显差异的巨型雕像。这三座雕像后来被证明是历史时期表现敏神的作品,但是皮特里当时认定它们是史前向历史时期过渡之际的产物。在皮特里看来,古代埃及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过渡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致无法把它解释为由尼罗河谷原住民自行完成,而只能被视为文明程度更高的外来群体所为。②他相信,古代埃及史前与历史时期之间存在一个断档,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外来的种族建立了古代埃及最早的王朝,③这群人被称为“王朝种族”(Dynastic Race)。④当时主导埃及学的欧美学者相信,创造埃及文明的外族绝对不可能来自埃及以南的非洲内陆,⑤因而,他们把目光集中在两河流域,认定古代埃及史前和历史初期文物上所表现的一些主题是从两河流域传入的,如:一个人赤手空拳驯服两头狮子,男子蓄有浓重的胡子并戴着圆筒式的帽子,类似那尔迈调色板上的两头长颈怪兽把脖子缠绕在一起,以及连绵的山峰、有壁凹的砖墙、圆柱形印章等。⑥有的学者甚至推测,苏美尔人在迁徙到两河流域之前居住在阿拉伯半岛的某个地方,他们与创造古代埃及文明的外来民族同属一族。因为自然环境的变迁,这些人不得不离开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居住地,向北方迁徙的人群就是苏美尔人,而另一批人则选择向西南方向漂洋过海来到了尼罗河谷。皮特里认为,漂洋过海到达埃及的外来种族有可能首先在科普特斯落脚;另有一些学者相信,来自两河流域或者阿拉伯半岛的外族穿过艾尔-图米拉特干河谷进入尼罗河三角洲东南部,然后向南迁徙,到达上埃及,他们最早的落脚点是涅迦达。⑦也有的学者认为,古代埃及通过利凡特而间接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⑧近期,有些学者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来自两河流域和利凡特的文明因素通过地中海东岸的海路首先到达尼罗河三角洲,然后再传向南部埃及。⑨上述有关影响早期埃及的因素借道红海、西奈半岛和地中海的推说可以归纳为古代埃及文明所谓的“北来说”。 正如主张“北来说”的学者把那尔迈调色板这块石板当作主要依据一样,认为古代埃及文明源于黑非洲的学者也同样将这块石板视为强有力的证据。在他们看来,那尔迈调色板反映了来自埃及南部的统治势力征服北部并统一埃及全境的历史事实。不仅如此,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在今埃及与苏丹交界处的卡斯特尔发现了古代埃及王权重要标志之一的白色王冠图案。依照非洲中心论者的解释,这个图案不仅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一个,而且恰好与那尔迈调色板上佩戴白色王冠的那尔迈战胜下埃及人的画面相吻合,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古代埃及文明的黑非洲性质。 上述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是过分强调了外来的影响,没有全面分析古代埃及文明生成时期埃及南北两部分所处的不同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简化了古代埃及文明起源过程的复杂性,也没有对早期埃及文明的外向性予以足够重视。 一、埃及境内最新的考古结果近些年在埃及的考古发现及其解读表明,古代埃及文明是史前时期居住在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原住民共同创造的,不过尼罗河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居民多数是从尼罗河以西和以东的沙漠地带迁徙而来的,而且来自西亚利凡特地区的移民数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公元前6000年之前,尼罗河以西和以东的沙漠尚有不少适于人类居住的草地。⑩迄今为止,在尼罗河谷只出土了两座年代约在公元前7000年的遗址,它们分别是艾尔卡布和卡伦。曾居住在这两座遗址的居民依靠狩猎、捕鱼和采集维持生计。索得曼干河谷位于距离艾尔卡布不远的东部沙漠上,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聚落,显然是属于曾经生活在艾尔卡布的先民,这说明艾尔卡布人在干旱季节来到尼罗河谷打猎和捕鱼,而当尼罗河泛滥时则到附近沙漠上的干河谷靠采集和狩猎生存。法尤姆文化的持续时间为公元前5450-前4400年,考古人员根据该文化遗址的发掘材料得出结论,认定当时的居民生活在湖岸。虽然渔猎仍旧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但从用来储存粮食的坑穴判断,这些先民已经开始了农耕,农作物有大麦和小麦,其耕作技术可能来自利凡特。(12)从储存粮食的坑穴成群这一现象判断,人们当时实行集体耕作。此外,来自地中海和红海的贝壳、用产自努比亚的闪长岩制作的调色板以及用长石制成的串珠都证明法尤姆居民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可以推测他们当时就已经受到来自西亚和非洲内陆的影响。与法尤姆遗址一样,另一个史前遗址梅里姆达位于尼罗河西岸,但在纬度上更加偏北,它的生成年代被测定为公元前4800年。这里的居民从事农耕(大麦和小麦)和畜牧业(羊、牛、猪),而且渔猎依然是获取食物的重要方式。(13)这说明农耕技术虽然由北向南从利凡特传入埃及,但是进入埃及以后,农耕对不同区域谋生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并非完全一致。外来因素有时可能是偶然进入埃及,比如借助迁徙民,但它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主要取决于埃及早期居民所处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结构。 在对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敏沙特-阿布-奥马尔等地所进行的发掘也显示,从利凡特传入的农作物和驯养的动物首先到达下埃及。可是,从古代埃及人食物来源的份额上看,狩猎活动在北部显得比在南部更为重要,其作为生存的主要方式在北部持续的时间也比南部长得多。(14)此外,在两河流域和利凡特地区,人们似乎是在建立定居的村落以后才开始驯养动物和种植谷物。在上述地区,早期的居住格局由多个茅舍组成的综合体向土坯建造的村庄过渡,这很可能标志着平等的集体经济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发展,其结果必然会出现贫富不均和社会分化。(15)在古代埃及,一定规模的定居区域是在畜牧业和农业开始之后才逐步形成的。(16)这种过渡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之后,比两河流域要晚得多,不仅其过程缓慢而且也没有两河流域那样普遍和彻底。(17)这就意味着,尽管农耕技术和驯养的动物从西亚传入埃及,但是它们被史前时期埃及人接受的方式和随后发展的程度有差异。生活在埃及北部的居民在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利凡特,因此他们有条件更早地向利凡特人学习农耕技术,更容易由采集和狩猎转向农业和畜牧业。但是,由于所处自然环境的影响,他们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宁愿并得以保持原有的生存方式,将农耕仅仅作为传统获取食物方式的一种补充;而南部居民虽然开始农耕活动的时间比北部晚,但由于大片草地沙漠化而不得不迁徙到尼罗河谷,并且不久之后完全依靠耕作来生存。(18)换句话说,古代埃及史前居民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完全不是此前多数学者所想象的那样直线发展。有些学者认为,一群人从两河流域长途跋涉来到埃及传播文明的种子。这种观点显然简化了文明形成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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