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古代埃及统一国家诞生之际与利凡特之间关系的性质，相关领域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用贸易模式来解释古代埃及与利凡特地区之间的交往。他们认为，这种贸易关系始于涅迦达文化早期，并且在后来随着毛驴的驯化而逐步加强。埃及人获得的物品主要有矿石、沥青、树脂，人工种植的葡萄也在这一时期从利凡特传入埃及。(61)在今以色列南部发现的埃及人的居住遗址和坟墓都被认为是解释这种和平贸易关系的佐证。(62)有些学者则试图把那尔迈调色板上描写的血腥征战场面视为埃及人早期对利凡特地区的扩张，由此认为今以色列南部区域由那尔迈率兵征服，并且通过驻军的形式予以控制。在被发掘的遗址中，有的具有堡垒的性质，其城墙曾经宽达四米、高度近八米，而且有些围墙达到三道。(63)这可能标志着曾经居住在这些遗址的埃及人并非平民，而是士兵和武装了的官吏，其职责是保障商路畅通，保护去那里进行贸易活动的埃及人，或者负责征收埃及统治阶层需要的奢侈品。(64)也有的学者把上述地区有关埃及的遗迹解释为埃及人以和平方式进入利凡特定居的结果，因为以色列考古人员在内盖夫南部发现了一座与同时期利凡特地区的墓葬形式不同的坟墓。这座墓显现出埃及的墓葬风格，墓主人是一位去世时约25岁的女子，她左侧卧，面朝东。古代埃及人希望死后葬在自己出生的地方，(65)而这个墓主人死后葬在远离尼罗河的以色列。在发掘人员看来，这只能意味着当时的以色列南部应该是埃及领土的一部分。这个结论虽然有些牵强，但是从那尔迈在埃及全境和利凡特留下的武力征服和资源开发的证据判断，这位国王在位时期通过掠夺周边地区的财富来巩固埃及王权的事实不容忽视。在比较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时候，许多学者认为，前一个文明是封闭的和内向的，后一个则是开放的和外向的。然而，上述考古材料促使我们对以往的观点作出必要的修正。埃及统一的王权国家始终与对外征战密切相连，从这个角度来说，埃及国内动荡局面周期性地出现，与其说是外族入侵的后果，不如说是埃及对外控制力的下降和征战活动停止的必然结果。
    帕勒莫石碑记录了从第一王朝至第五王朝末国王的名字和他们的功绩。每个国王都用一个重大事件来称呼其在位的每一年，比如关于第一王朝前半期在位的国王哲尔(约公元前3016-前2970年)，帕勒莫石碑提到了“这一年出兵打击利凡特人”。(66)国王登统治的年代比哲尔稍晚(公元前2963-前2949年)，他在位时的某一年被称为“打击东边居民之年”。这里所说的“东边居民”有可能指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的居民，不过从上文提到的有关早王朝时期埃及与利凡特地区关系的考古发现判断，这个称呼更有可能指代居住在西奈半岛甚至更加深入利凡特地区的居民。(67)无独有偶，国王登的陵墓出土了一个象牙器物，上面描画了该国王打击敌人的场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敌人具有明显的利凡特人的特征。他跪在登的面前，他所处的地面上点缀着颗粒，意指敌人的居住地为不毛之地，而埃及国王所站立的地方则没有这种标记，因为他的领土是肥沃的尼罗河谷地，图画边的象形文字称画面的内容为“第一次打击东边的人”。(68)目前还无法断言这里所说的“东边的人”与帕勒莫石碑上涉及该国王的文字所提到的“东边居民”是否指同一群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登在位时埃及人已经与西奈半岛或者利凡特的居民发生冲突。这些居住在埃及周围的人可能威胁到埃及人的商路或者去西奈半岛采矿的埃及人。
    上述事实说明，原先被认为建立了埃及第一个统一国家的那尔迈早把贸易甚至征战的触角伸向利凡特，而且第一王朝的君主们延续了那尔迈确定的开发和掠夺利凡特资源的政策。联系到第一节有关种植和饲养技术从利凡特传入埃及的史实，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古代埃及文明的起源及其性质。它受到来自西亚的多重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埃及文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此外，古代埃及强大和稳定的王权在一定程度上与控制和掠夺周边的居民和资源密不可分。
    三、古代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界限与交往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随着欧洲人对古代埃及历史的逐步复原和认知度的提高，他们陷入一个窘境，难道曾经创造了如此辉煌文明的古代埃及人是黑人？(69)持白人优越论的学者们借用《旧约》中有关诺亚及其儿子们的故事，认为含的后代进入埃及并创造了古代埃及文明，而且从人种上说，含与闪一样，都是高加索人的一支。(70)为了强调含语与闪语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关系，他们把两种语言统称为含-闪语言(Hamito-Semitic Languages)。在他们看来，含族之所以优越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或者说发展的程度比后者高，完全是因为含族从西亚迁徙到非洲并带去了包括生产技术和艺术表达手法在内的文明的火种。(71)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情况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努比亚才是古代埃及文明的真正发祥地。美国黑人人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极力强调古代埃及文明的黑非洲性质，(72)在他看来，古代埃及文明对非洲的重要性犹如古代希腊对于欧洲。因此，他在谈论古代埃及时刻意使用“古典”二字，意欲强调其古老的年代及其对现代非洲黑人的示范效应和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73)推崇杜波依斯观点的人士勾勒了大致如下的文明起源过程：大约公元前6000年前后，黑人人种的一支在今喀土穆一带定居，这个定居点被称为中石器喀土穆遗址。他们相信，非洲北部的干旱时期先从南部开始，然后向北扩展。(74)原来生活在喀土穆附近的人群因为草地沙化而逐渐向尼罗河谷迁徙，许多人沿红海海岸北上，从哈玛马特干河谷进入埃及的尼罗河谷。(75)塞内加尔学者迪奥普试图证明古代埃及人就是努比亚人，借以进一步说明非洲黑人创造了辉煌的埃及文明。(76)为了给埃及文明“南来说”提供佐证，迪奥普对古代埃及文献进行了全新的诠释。他说，古代埃及人视自身为黑人，其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古代埃及人称自己的国土为“黑土地”。事实上，古代埃及人以黑土地称谓自己的国家，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居住地集中在土地肥沃的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上，这里的土地由尼罗河泛滥带来的腐殖质构成，颜色发黑，与埃及东西两边的沙漠形成鲜明的对比。(77)迪奥普说，埃及人把尼罗河西岸视为右边，东岸为左边，即确定左右时面朝南，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来自埃及南边的努比亚。(78)其实，“努比亚”(Nubia)这一称呼产生的时间很晚。它始于中世纪，是由生活在这个区域的游牧民努巴(Noba)这一称呼派生而来。古典作家把生活在埃及阿斯旺以南地区的居民称为“埃塞俄比亚人”(Aethiopians)，意为“脸色黝黑的人”，(79)古代埃及人称呼南边的这些邻居为“弓箭手”，强调这些人的好斗和尚武，他们居住的地方则被叫做“弓箭手之地”。(80)埃及中王国时期，努比亚南部地区也被叫做“古实”(Cush)，而那里的居民则被称为“可怜的古实人”，说明了他们所处地理环境的恶劣。新王国时期，埃及人有时用古实统称努比亚全境，有时称努比亚人为“南边的人”。(81)不管是古代努比亚人还是现代努比亚人，他们的语言与古埃及语和阿拉伯语都没有任何渊源关系，这些人在肤色方面居于非洲黑人与埃及人之间。(82)由古代埃及国王派往努比亚的商队一般包括一个翻译，阿斯旺官吏墓地中，不少坟墓主人生前曾经担任过翻译。(83)学者们把埃及史前时期居住在努比亚的人群称为“A群落”。在这个群落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最早的埃及器物属于涅迦达文化。“A群落”的努比亚人借以维持生命的谷物和牲畜与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人没有什么区别。(84)史前时期末，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古代埃及人对珍奇物品的渴求促成了他们对埃及周边地区的探险和掠夺活动。埃及人对来自努比亚及以南区域的物品的需求持续增长，主要是象牙、乌木、兽皮、香料等。位于今埃及南部的阿斯旺在古代被称为“艾利芬提尼”，意为“象城”(Elephantine)。它成为埃及人与努比亚人进行贸易或者对努比亚发动军事行动的桥头堡，城市的名字充分显示了埃及人视为至宝的象牙在贸易中所占的地位。(85)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考古人员在努比亚一个叫做“卡斯特尔”的小村附近发掘了属于“A群落”的墓地(在今埃及与苏丹边界以北不远处)。墓地共有25座小型坟墓和8座大型陵墓，大型墓所在地被发掘人员称为“墓地L”。这些坟墓早已被盗挖，仅存一些被盗墓者忽略或遗弃的文物，而且这些文物所在位置也已经不再是最初被放置的地方。出土物中最具轰动效应的当属一只香炉。这只香炉高约9厘米、周长不足16厘米，上面以阴刻的方式表现了排队航行的三艘船，其中一艘船上有一个人佩戴一个头冠。虽然这个头冠只保存上半部分，但可以辨认出它就是古代埃及王朝时期象征上埃及统治权的白色王冠，王冠下面的王宫横切面也印证了这种推测。(86)学者们对这件出土物进行了各种解释，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威廉斯关于古代埃及王权来自努比亚的大胆推测。(87)虽然威廉斯无法用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证明其观点，但是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眼里，他的这一推论等于证明了古代埃及文明的源头在努比亚。古代埃及文明的归属问题之所以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88)正是因为许多非洲中心主义者试图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证明古代埃及文明起源于努比亚，因此，有必要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澄清古代埃及文明的来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