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埃及史前不同墓室里出土的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逐步分化的进程。在巴达里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墓地，从不足百分之八的坟墓中出土的文物远远超过了其他坟墓出土文物的总和。(19)在奥马里一个成年男性的墓室里，考古人员在其骸骨边发现了一个棍棒。不同于墓室中诸如食物的墓葬品，这个棍棒只是用来显示死者生前的地位和权力。上述现象不仅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且也标志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这种阶层差异甚至还表现在坟墓的位置上，在涅迦达文化三期出现了专门用来埋葬权贵们的墓地。涅迦达的权贵墓地被发掘人员标注为“墓地T”、在阿比多斯被称为“墓地U”、在希拉康波里被叫做“墓区6”。(20)这些无疑是社会分化的最好证明。
    以阿比多斯和希拉康波里为代表的上埃及诸城市通过专业化的方式生产陶器等物品，随着陶器等物品流传到下埃及和南利凡特以及努比亚，拥有这些作坊和控制其贸易的人员的权力逐渐增强。物品的流传范围越广，权力的集中程度就越高。尽管以这些权势人物为核心的古代埃及史前居住区域只能被称为酋邦，(21)但这些酋邦的相互联系和竞争无疑为建立统一国家开辟了道路。在阐述史前时期权力运作模式时，厄尔分述了三种权力形式，即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22)一个居住区的精英们一旦掌握了上述权力，便可以把管理的任务委托给掌握不同技艺的专门人员。与之前不同，这些专门人员不一定都是权贵们的亲属。换句话说，此时已经不再是“基于亲属关系的权力运作模式”。(23)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前，尼罗河谷地和尼罗河三角洲融合为一体并形成有效运转的国家，这与尼罗河流经埃及全境并提供便捷的交通和运输条件有重要关系。(24)在古代埃及，国家的形成与城市化并没有同时进行。虽然在统一的国家建立之前，上埃及出现了诸如希拉康波里、阿比多斯和涅迦达这样的政治和宗教中心，然而从人口数量来考察，它们无法与大致同一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相比。(25)我们可以相当清晰地勾勒出上埃及少数几个最早达到一定规模的小型城市如何借助生产技术上的优势通过贸易和军事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情景。(26)从上埃及史前遗址可以看出，一些陶器作坊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并且在产品方面走专业化的道路。(27)如果说陶器尚具有实用价值，那么做工精致和装饰极为精美的火石刀无疑是当时的奢侈品，其主要功能是表现佩戴者或拥有者的地位或特权。(28)考古学家在阿比多斯等地发现了来自南利凡特的铜矿石、铜、松木、松脂和装运葡萄酒的陶罐，产自阿富汗的天青石和安纳托利亚出产的黑曜岩也辗转进入埃及，努比亚和努比亚以南的非洲内陆则为埃及提供了香料、珍稀兽皮、象牙、乌木。(29)根据埃及以外地区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判断，产业和产品的专业化表明相关地区形成了精英阶层且以比较复杂和有效的社会组织为前提，而跨地区的贸易和权力的日益集中则是其必然结果。(30)在上埃及的阿比多斯和涅迦达，考古人员发现了大型建筑物的遗址和痕迹，其功能显然超出了供个人使用的范围，而且从中出土的大量印章也说明这一区域的管理机制和官吏阶层在逐步生成。印章上虽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但是刻在上面的图画和几何图案被认定是象形文字的雏形，(31)随后不久，在阿比多斯出现了古代埃及最早的文字。这些早期的象形文字被刻写在容器的标签上，用来标明产品的名称、产地、生产日期等。(32)在统一国家得以确立的第一王朝时期，最为重要的官职是“掌玺大臣”。(33)这些发现说明我们以前对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有不少误解之处，最为严重的有两点：一是认为古代埃及文字犹如从天而降，它没有经历漫长的成熟过程，因此只能被视为舶来品；二是认为在两河流域，经济和管理的需求使得文字应运而生，而在埃及，象形文字主要的应用领域是祭祀和祭奠。应当说，古代埃及文字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并且其早期的主要使用范围也是经济和管理。在近些年有关早期国家的研究中，学者们愈来愈把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复杂程度作为判断国家和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准，埃及史前至历史时期的出土文物印证了这种理解模式的合理性。(34)宗教在古代埃及文明的形成和国家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35)早在涅迦达文化三期之初，上埃及几个城市都把荷鲁斯作为重要的神祇加以敬奉。希拉康波里向北扩张的时间可能比我们现在所能证明的更早，而且其影响也更为深远。希拉康波里的统治者首先把荷鲁斯奉为保护神，权贵们借助于对该神崇拜范围的扩大来强化自己的世俗权力。(36)到了涅迦达文化三期的晚期，希拉康波里统治者的名字被刻写在象征王宫横切面的图案上，而君主名字上面则是表现荷鲁斯的隼，意指荷鲁斯神保护君主。这充分表明了王权与神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君权神授的含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南部势力对北方的扩张具有了圣战的色彩。(37)埃及学界关于古代埃及文明在短时间内达到高度发展程度的观点，一方面是受到古典及后期史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基于古代埃及历史时期留传下来的文献和文物。根据马涅托的记述，来自上埃及的美尼斯征服下埃及并建都孟菲斯，似乎埃及最早国家的诞生完全是血腥的武力较量的结果。(38)不仅如此，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埃及发掘出来的文物中有不少表现古代埃及统一国家的诞生过程，它们多数强调上下埃及之间的对抗性以及上埃及统治者为实现统一所采取的武力手段。在贯穿20世纪前半叶的古代埃及历史研究中，这条信息成为最为重要的基础，学者们关注于确认美尼斯的身份和复原军事征服的具体过程。绝大多数学者将那尔迈调色板视为古代埃及最终确立统一国家的最重要依据。(39)研究者对于那尔迈的了解原来只局限于那尔迈调色板。调色板的一面是由两个动物的脖颈交织而形成的可供调色的浅坑，通常被视为正面。它从上到下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表现那尔迈视察战场，他面前是被他的将士杀死的敌人；在中间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驯服两头怪兽的场面；第三部分刻画的场面是国王犹如勇猛强壮的公牛，用角捣毁敌人的城墙。在调色板的反面，那尔迈形象高大，一手握住一个屈膝敌人的头发，另一只手举起权杖准备敲碎他的头盖骨。在那尔迈的对面，希拉康波里的保护神荷鲁斯呈现隼的形象，用绳子牵着敌人的鼻子，敌人的后背上长着类似莎草的植物，不少学者认为它在此象征下埃及。(40)学者们反复强调，在调色板的背面，那尔迈戴着白色的王冠；而在调色板的正面，那尔迈戴着红色王冠。在历史时期，白色王冠代表上埃及，而红色王冠则代表下埃及。因为没有其他相关的文献，不少学者推测，那尔迈调色板表现的是促成埃及南北统一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即使比较谨慎的学者也相信，那尔迈在有生之年通过武力统一了埃及全境。(41)最近的考古发掘结果证明，埃及全境在文化上的融合和政治上的统一在那尔迈登基之前已经基本完成，那尔迈的活动早已而且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征服的范围。在上埃及尼罗河以西的艾尔-卡什干河谷，学者们辨认出刻写在岩石上的那尔迈的名字。(42)尼罗河西岸沙漠不同于东岸的沙漠，那里没有贵重的矿藏。那尔迈的足迹之所以会到达这里，就是因为有一条通往西部绿地的道路经过这个干河谷，它是生活在西部沙漠的游牧民族进入尼罗河谷的必经之地。此外，早王朝时期的埃及文献提到了“特海努”(古代埃及人对尼罗河以西地区游牧部落的称呼)。(43)这说明，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甚至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埃及与尼罗河东岸和西岸游牧部落之间的冲突。我们有理由推测，那尔迈调色板所表现的打击敌人的场面可能与埃及周边的游牧部落有关；同时，这一点也间接证明了上文所提到的有关尼罗河谷地的一部分先民从西边的沙漠迁徙而来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