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香炉本身找不出表现其年代的任何线索。(89)其次，香炉的材料和制作工艺也把其产地指向北边的埃及。再次，它是迄今为止在努比亚发现的唯一一件表现白色王冠主题的物品，而在埃及尤其是上埃及则出土了许多同时期相关的文物。(90)最后，我们无法肯定这个香炉原来确实属于被埋葬在该墓地的某一个死者，因为据发掘人员记述，这个香炉由散落在墓地的多个碎片复原而成。此外，因为阿斯旺大坝的建造危及到大坝以南古代埃及和努比亚的古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抢救性考古行动，几乎所有的古代居住和丧葬遗址都被纳入到发掘、整理、抢救和研究中。属于“A群落”的发掘点超过150个，被挖掘的坟墓达3300座，因为努比亚的气候干燥，加上人类活动相对少，古代遗址容易保存下来。坟墓的总数间接说明，努比亚地区史前时期的居民人数并不多，(91)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一个影响整个埃及的王权国家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古代埃及人在努比亚地区的活动比我们先前所想象的要早得多。在尼罗河第二瀑布附近发现了一块岩画，上面可以看到古代埃及人制服努比亚人的场面。一艘埃及船上站着一人，看上去像来自上埃及的一个酋长，旁边则是被杀的努比亚人。多数学者认为，该岩画的年代在第一王朝时期。(92)显而易见，卡斯特尔香炉与这幅岩画均说明位于上埃及的居民由于草地的沙漠化首先进入尼罗河谷地从事农耕，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改进而向外输出其产品，(93)而且因为尼罗河流域耕地的有限而对外发动战争，最终在征服邻近土地过程中创立了王权理念。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古代埃及历史中，对王权观念起到关键象征作用的白色王冠是在埃及人与努比亚人的较量过程中产生的。(94)至少从考古遗址所展现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条件看，在埃及尚未形成统一的王权国家之前，努比亚与埃及之间没有太大的差距。(95)甚至在埃及历史初期，后来被称为上埃及第一诺姆的区域仍然被埃及人视为努比亚的一部分，它被称为“弓箭手之地”，与埃及人称呼努比亚的名字完全一样。(96)中央集权的国家建立之后，埃及对努比亚的掠夺由原来的小规模和间歇性的掠夺发展到有系统的征服和长期开发殖民。努比亚人口的增长和出土物所表现的经济复苏期无一例外地与埃及王权国家的衰落处在同一时期，这不是偶然而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97)它说明古代埃及王权的强大和稳定不仅与其掠夺利凡特的资源有关，而且也借助于对努比亚的征服和奴役。从地理和水文条件上说，上埃及的尼罗河谷与努比亚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两者后来所走过的历程显现出明显的不同，这说明了政权尤其是强大的王权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关于埃及与努比亚在史前时期的联系，最近几十年在撒哈拉沙漠东北部边缘的考古活动提供了更多和更加发人深省的证据。迄今被发现的遗址中最为重要的是耐布塔干盐湖(Nabta Playa)。(98)干盐湖位于尼罗河以西，在纬度上大致与尼罗河第二瀑布平行，距离开罗约800千米，距离由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大型洞穴式神庙所在的阿布-辛贝勒约100千米。据相关考古人员的研究，大约公元前10000年-前7000年，非洲北部经历了一个相对湿润期，约500毫米的年降雨量每到雨季就在相对低洼的地方形成浅湖。这里的早期人类居住和活动遗址由南向北扩展，说明这些居民起初从今苏丹通过尼罗河谷来到这个新的居住地，他们使用的石器与努比亚和苏丹地区尼罗河谷遗址发现的石器极为相似。此外，在这个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在装饰上非常注重象征意义。学者们认为，这些陶器由撒哈拉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制造，而不是西亚的引入品或者受到了西亚的影响，(99)这个史前阶段因此被称为“撒哈拉陶器时期”。(100)大约从公元前6000年开始，原来定期迁徙到纳布塔的游牧人群在这里建造适于常年居住的茅草房。他们的食物包括水果、豆类植物、黍类和高粱。关于这些植物是人工种植还是野生，学者们仍然存有争议。纳布塔的居民很早就开始放牧牛群，由于发现的牛骨并不很多，发掘人员认为养牛主要是为了获取牛奶，而不是食用牛肉。考古人员在那里发现了巨大的母牛墓葬，发掘人员认为这些居民对牛的崇拜与埃及历史时期许多神灵呈现为牛的形状有着直接的关联。(101)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在纳布塔对埃及早期文明影响的问题上持谨慎态度。(102)在纳布塔一个属于新石器晚期的大型定居遗址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用石头建构起来的巨型文化设施。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字排开的10块大型石头(长3米、宽2米)，第二部分是用小一些的石头围成的一个圆圈(直径达4米)，第三部分是两座用石板覆盖着的土丘，其中一个土丘下面有一个类似墓室的结构，里面有牛骨。在纳布塔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一字排开的大型石头阵。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石头阵是用来计算时间并预测季节变化的。(103)因为纳布塔靠近北回归线，太阳在夏至前三周和后三周之间达到直射状态，之后不久季风期便开始，预示着催生各种生命的雨季的到来。另一些学者则相信，这些石头阵是为了进行宗教性的集会而修建的公共建筑，它们显示当时的聚落已经达到了相当复杂的程度。有的巨石重达1.5吨，而且进行过加工。纳布塔居民用石头构建巨型建筑物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历史时期的古代埃及人所修建的各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石头建筑。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证明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在新石器末期，居住在撒哈拉边缘的人迫于沙漠化而迁徙到尼罗河谷却是不争的事实。(104)显而易见，这些居民虽然尚处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但是他们极为重视以神权为主要象征的公共空间。谁掌握了与祭祀相关的宗教权，谁就获得了主宰整个聚落的权力。我们有理由进一步推测，古代埃及历史中趋向于集权的因素可能在这里萌芽。在埃及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第一个统一国家的那尔迈来自上埃及，结束第一中间期分裂状态的门图荷太普也来自上埃及，驱逐喜克索斯人并建立第十八王朝的阿赫摩斯同样来自上埃及，征服下埃及众多的诸侯国、重新统一埃及并建立第二十五王朝的君主则恰恰来自埃及以南的努比亚。(105)在古代埃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趋于统一的力量总是来自上埃及，而以尼罗河三角洲为主的下埃及则显示出强烈的地方特色和政治独立的趋向。这种差别不仅与两者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而且还与二者在史前和历史时期分别与利凡特和努比亚接触并受到它们不同的影响有关。这一点证明古代埃及人并非毫无理由地强调上下埃及之间的差别，它为我们正确和全面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张力和互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四、结论尽管从努比亚到地中海沿岸，尼罗河流经长达2000多公里的山地、丘陵和平原，促成统一王国成型的动因主要来自阿比多斯和希拉康波里之间不足300千米的河谷，即涅迦达文化的中心区域。这一点看似偶然，但实际上是各种因素综合促成的必然结果。通过考察古代埃及文明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南部埃及崛起的地方权贵是如何借助先进的生产工艺，通过对剩余产品的积累和奢侈品的垄断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并且用文字和实物建构了一系列表征他们地位和权力的模式。古代埃及的地理环境和尼罗河的水文特征与利凡特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适时和因地制宜地从后者那里接受了农耕技术和饲养方法，而且做到了后来者居上。事实证明，古代埃及人从史前时期就已经在利凡特地区进行和平的贸易活动和武力的征服行动。从本质上看，古代埃及文明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封闭的和保守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融合能力。另一方面，上埃及文明深受努比亚影响，尤其是类似纳布塔这样史前以畜牧为主的部落。上埃及的权贵们创造和发展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王权观念，对外进行武力征服和贸易扩张，对内强化自身权力的神性并强调统一国家的政治远景。这说明了为何古代埃及历史上所有统一大业的建树者无一例外地来自上埃及。南部大一统的诉求和北部向往独立的愿望与各自的地理条件相关，但是主要的原因应当在古代埃及文明形成初期埃及内部机制和外部影响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