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埃斯贝特-艾尔-托尔发现了许多属于第一王朝时期的坟墓，它们多数包括两个用土坯建造的墓室，随葬品不仅有石器和陶器，还有调色板、首饰等奢侈品。发掘人员分别在两个罐子上发现了那尔迈的名字。这一发现证明，上下埃及的统一实际上在那尔迈调色板所表现的所谓上埃及征服下埃及的军事行动之前已经完成。那尔迈头戴白色和红色王冠只不过是埃及南北两部分业已融为一体的最具象征性的表达形式而已。(44)馆藏于阿什莫林博物馆的一块出土于尼罗河西岸涅迦达的陶片(序列号为1895-795)更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在这块陶片上，可以看到表现红色王冠的浮雕，这是迄今为止最早与红色王冠相关的证据。(45)从这个陶器上的烧制痕迹判断，红色王冠是陶工在制作该陶器的时候直接揉捏，然后在陶窑中烘烤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红色王冠的主题与该陶器在时间上一样久远。这一发现说明，红色王冠并非像学者们从前所解释的那样从一开始就与下埃及联系在一起，而是同白色王冠一样源自上埃及，而且很早就变成了上埃及的统治者强调他们对埃及全境行使权力的重要表述方式。(46)考古人员在提斯、涅迦达和希拉康波里发现了曾经存在过的类似宫殿的痕迹。换句话说，埃及史前的政治格局起初也是向着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众多城邦共生并存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一趋势不久之后便中断，因为其中的一个城市借助技术、贸易、宗教等方面的优势并通过尼罗河便捷的通道将其他城市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位于最南部的希拉康波里，精英阶层的墓葬持续到第一王朝开始。在希拉康波里和阿比多斯之间的涅迦达，考古人员发掘出属于第一王朝几位王后的陵墓，而该王朝国王们的陵墓则都建在更靠北的阿比多斯。显然，权力中心逐渐向北迁移。学者们认定，位于阿比多斯的王陵U-j的年代应为公元前3150年，即那尔迈登基前约100年。(47)史前向历史时期过渡并非犹如晴天霹雳，埃及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中心逐渐由上埃及向北移动。希拉康波里的统治者决意向北扩张，因为北部的尼罗河谷有更为广阔的耕地和牧场，三角洲更是取之不尽的自然宝库，而且从北部更加易于同利凡特地区进行贸易。(48)从目前可供分析研究的古代埃及文字和文物考量，埃及文明随着上埃及的涅迦达文化的发源和发展而生成。涅迦达文化区域所展示的各种墓型，形状、颜色和工艺各不相同的陶器和其他器物都证明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过渡是在这里完成的，而在下埃及则无法追寻这样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下埃及居民拥有更早和更容易与利凡特接触和交流的优势，但是他们没有或者说未能走向王权道路。在时间上比上埃及晚的下埃及文化没有来得及开花结果就被更为成熟的涅迦达文化所取代。(49)在尼罗河三角洲史前遗址如敏沙特-阿布-奥马尔、托尔-易卜拉欣-阿瓦德、布托、托尔-艾尔-伊斯维德等地的发掘中，学者们并未发现任何被摧毁或烧毁的痕迹。(50)那尔迈调色板等器物上表现的血腥征战场面和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主要发生在文化发展和生产水平旗鼓相当的上埃及若干城市国家之间，而经济上相对落后的下埃及诸多村落则先后被同化；在此过程中，带有涅迦达文化色彩的物品在下埃及得到广泛传播，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某些地方诉诸武力显得很有必要，但是产品流通和技术传播加速了南北两部分的融合。应当说，古代埃及南北两部分在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融合是相辅相成的，而且融合先于统一，即文化方面的融合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51)我们现在用来构建古代埃及早期历史的许多材料实际上反映了上埃及掌权者的国家观念。他们把统一的国家解释为最有效的政权模式和埃及人最佳的生存模式，把武力征服下埃及标榜为符合神旨的行为，其目的是获得对整个国家的绝对控制权。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尽可能划清统一国家产生的实际过程与这种国家观念形成的政治背景之间的差异。
    总而言之，尼罗河谷的早期居民来自尼罗河西部和东部日益沙化的草原。他们由依靠采集、捕鱼和狩猎的生存模式逐渐过渡到农耕。人工种植的谷物从利凡特首先进入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然后再向南传入上埃及。埃及北部的居民更早接触了来自利凡特的迁徙民并接受了耕作技术，但是因为三角洲的自然条件，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依靠采集、捕鱼和狩猎。与之相反，在由尼罗河狭窄的河谷构成的上埃及，人们在适合耕作的河岸定居并很快以农耕为主，随着人数的增多和种植技术的发展，社会出现了不同阶层，生产也向专业化发展，由此形成了多个类似两河流域城邦的居住区。但是，希拉康波里的当权者通过把荷鲁斯奉为保护神而把王权和神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借助尼罗河所提供的便捷条件一方面输出质优价廉的产品，另一方面在必要时诉诸武力，逐渐统一了埃及全境。
    二、前王朝末期和早王朝时期埃及与利凡特之间的联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人类最早的种植活动发生在今以色列的那图夫遗址，时间应当在10000年以前。(52)大约在公元前6500-前6000年，包括今以色列在内的利凡特地区遭受了连年的干旱，(53)不少人迁徙到埃及，并且将人工种植的大麦和小麦、业已驯化的绵羊和山羊带到埃及。古代埃及人耕作的最早痕迹出现在公元前6300年以后，他们由游牧转向农耕大致发生于公元前5550年前后。从考古资料判断，农耕技术从埃及北部逐渐向南部传播，而尼罗河流域农耕活动的真正兴起则与尼罗河西边和东边的草地逐渐沙化同时。(54)虽然种植谷物和驯养牲畜的技术从利凡特传入埃及，古代埃及人在过渡到农耕以后便借助尼罗河流域有利的自然和水文条件在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面取得了远远超过输出地的进步。如上一节所述，埃及境内最新的考古发掘结果证明，古代埃及文明是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史前文化逐步发展和融合的结果。在以色列等地进行的考古活动也说明古代埃及文明并非像有些学者所想象得那样一蹴而就，更不是由来自西亚的迁徙民传入。早在埃及统一的国家形成之前，埃及人就在南利凡特地区即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地活动。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在上述区域出土的与埃及相关的文物中有许多恰恰与被视为埃及最早统一国家创建者的那尔迈相关。
    考古人员在南利凡特发现和发掘了与古代埃及历史初期相关的大约40个遗址，这些遗址基本分布在历史时期被古代埃及人称为“荷鲁斯之路”的地中海沿海狭长地带。(55)在位于今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北部的哈里夫，他们发现了具有埃及风格建筑物的遗迹，还有数量可观的来自埃及的陶器，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写有那尔迈名字的陶片，这为我们理解古代埃及统一国家的形成机制以及埃及与利凡特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物证。(56)在迄今发现的18件刻写王名的陶片中，有三个名字被确认为属于那尔迈。(57)在同样位于内盖夫北部的恩-伯索的小型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超过90个有印章痕迹并具有埃及特征的物件，(58)这说明那尔迈在位时期埃及与利凡特之间绝非只有简单和偶然的联系。另外，写在王宫横切面图案上的33个王名中，有13个属于那尔迈，而那尔迈又是零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显而易见，埃及与利凡特之间如此密切的联系不可能在那尔迈掌权时期才突然出现。
    在距离今加沙不远处，以色列考古人员发现了居住遗址，其中有防御工事的痕迹。这里出土的文物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埃及有关。考古人员发现了写着零王朝五个国王名字的物品，这些名字写在标志王宫横切面的图案上面。(59)在更加深入内陆的阿拉德，考古人员发现了包括写有那尔迈名字的陶片在内的埃及器物，它们位于第五个考古层，而且第四和第六层之间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在几乎位于今以色列中北部的克法尔-莫纳什，发掘人员发现了包括铜锯在内的伐木工具，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埃及人到利凡特获取木材时使用的。当时的沙龙平原显然还覆盖着森林，埃及人还无需到更远的黎巴嫩去获取木材；(60)这一点同时也说明，早在那尔迈统治时期，埃及人就已经对利凡特南部地区具有了相当的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