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史学认为斯巴达国家具有军国主义、国家控制、特殊主义三大特征，①三者之中军国主义又是首要特征。迄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从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开始，古代斯巴达就是军国主义国家或军事化社会。笔者把这类观点称为“军国主义论”。但是，霍德金森最近撰文认为，古典时期的斯巴达不是“军事化的社会”，更不是军国主义国家。霍德金森没有明确古风时期的斯巴达是不是军国主义国家(或军事化国家)，这样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两个推论：或者整个古代斯巴达都不是军国主义国家(或军事化社会)；或者古风时期是，但古典时期不是军国主义国家。然而，笔者认为，军事化社会与军国主义国家既相关联，又有巨大差别；古风时期的斯巴达既不是军事化社会，也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但古典时期斯巴达则逐步发展为军事化社会乃至军国主义国家。
    一、关于“军国主义论”的学术争论目前的“军国主义论”者关于斯巴达的军国主义特征有两类概括，以观念史家雷森博格和美国古典史学家芬为代表，他们直接使用了militarism，②认为斯巴达就是“军国主义国家”。更多的作家则使用比喻的方法，如狄金森称，斯巴达人所住的真好像是扎营一样，事实上他们全城就是一个营盘。③弗格森指出，斯巴达“对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做了事无巨细的规定。它们是军事训练营地的规定，那里只传授战争的知识，如果已经宣战，则是一座军营”。④基托认为，斯巴达公民整体是一部“时刻待命、富有效率的战斗机器”；⑤胡克则称斯巴达是一座“如同军营般”(camp-like)的城市。⑥克鲁瓦称斯巴达是“由职业士兵组成的社会”。⑦芬利称它为“标准的军事社会”(the model military society)。⑧卡特利奇认为斯巴达的社会体制在公元前6世纪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逐步变成一个军事社会。⑨默里认为斯巴达制度的功能是“创造一支重装步兵军队”，“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只能通过连续的军事警戒来获得和维持”。⑩霍德金森在反对斯巴达是军国主义国家的文章中则使用了“military society”这个概念，这个词语的准确含义应该是“军事化社会”。尽管这些描述都没有直接使用militarism，但它们都强调斯巴达社会的军事化色彩，可以统称为“军国主义论”。霍德金森在总结学术界关于斯巴达军事特征时同样使用了“militarism”一词。
    军国主义论认为，黑劳士的存在是斯巴达军国主义化的社会基础。克鲁瓦说：“斯巴达最关键的问题是它作为黑劳士，尤其是美塞尼亚黑劳士的主人这一独特而又危险的身份和地位。”“由于美塞尼亚人不肯俯首称臣，斯巴达不得不将自己组织成为由职业士兵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与其他的军事社会不一样，不是对外征服--当然如果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也会带来巨大的危险，而是首先用于维持内部的秩序与和谐，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斯巴达群体就可以对大量黑劳士和庇里阿西人(perioeci，边区居民)实行无情的统治。”(11)弗雷斯特说：“尽管黑劳士所享有的自由和财富会削弱他们的反抗情绪，但他们的人数、血统、民族身份使他们成为斯巴达安全的现实威胁。”“所有斯巴达人有着共同的兴趣来维持一个区域组织以防御黑劳士”。(12)卡特利奇说：“从公元前550到前370年，黑劳士制度成为斯巴达领土扩张和政治称雄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护对黑劳士和庇里阿西人的永久统治，斯巴达社会逐步变成一个军事社会。(13)基托则解释道：对美塞尼亚人的奴役使得斯巴达人比以往更像自己国家的少数人，并且还是惊恐不安的少数人；兴许是美塞尼亚人的反叛才使得斯巴达人采纳了莱库古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目标就是成为“战斗机器”。(14)从上述引文中，还可以引申出军国主义论的其他重要观点。一是军国主义开始于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古典时期之前。但具体的时间存在着分歧，克鲁瓦、弗雷斯特等人都认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不久斯巴达就成为军事化社会。一般认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于公元前620年，所以可以推测，他们认为斯巴达作为军事化社会开始于公元前7世纪末。芬认为斯巴达并不是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一结束就建立起军国主义，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直到公元前546年基隆任监察官之时才演变而成；卡特利奇则认为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始于克里奥墨涅斯一世去世之时。
    二是斯巴达军国主义特征的直接表现就是覆盖全体斯巴达人的军事化教育和职业的全面军人化。罗素称，斯巴达公民的唯一职业就是战争；(15)狄金森认为，斯巴达儿童从小接受严格而残酷的训练，在道德与体格方面均可以培养成为一个军事国家的有生力量，即使他们已经成年，这种训练也不松懈。(16)弗格森指出，监察官设置之后，推行新政，从7岁到60岁，占人口一半的男性的全部精力都被引向为战争做准备，男孩子和男人们年复一年地从事训练和狩猎，学习如何使用武器和进行战斗、跳舞和操练、集体进餐。(17)胡克则称“斯巴达军人藉以扬名和获得霸权的纪律在斯巴达这一如同军营般的城市中被反复灌输。从公餐团的设置到公民观察和评价训练中的年轻人，每一件事都在促成服从纪律、步调一致的习惯的养成。”胡克特别提到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即教育制度)和库普提亚制度，他认为，斯巴达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军事目的，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18)三是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是军国主义的基础(实际上也包括上述教育制度)。军国主义论认为，为了维护斯巴达人对黑劳士的统治，斯巴达国家对社会生活实行全面控制，这突出表现为国家控制土地、财产，在公民群体内部实行平均分配，公民只能占有土地出产，却不能占有土地，公民个人占有的土地不能交换、流通。国家严格控制境内人口，公民必须把人生无条件地奉献给国家，绝对服从上级，“就像一群蜜蜂，孜孜不倦地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为了镇压黑劳士，斯巴达人组成了高度同质化的“平等人公社”，所有的公民都在国家学校接受严格的教育，在公共食堂集体用餐，公民在30岁之前不能过独立的家庭生活，必须在学校过集体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