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黑劳士阶层的高压政策并不意味着斯巴达就已经变成了军国主义国家。如前所述，判定是否成为军国主义国家还要看社会制度和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外交政策。其实在公元前460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斯巴达的外交延续了以前的保守特征，公元前432年，科林斯将斯巴达外交理念总结为：既不伤害别人，也不关心别人是否伤害自己。(85)长期来看，在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国内政坛在“主战”还是“主和”方面发生了分歧，但仍然是主和派占优，其间只是在克里奥墨涅斯当国王时，斯巴达的外交才具有进攻性。(86)公元前490年，国王克里奥墨涅斯自杀，主和派继续占据优势。此后主战派虽几次提出开战主张，但很快都销声匿迹。如希波战争一结束，雅典开始修复卫城和庇里乌斯港城墙，斯巴达尽管照会雅典反对筑城，但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87)约公元前475年，斯巴达国内曾经有人倡议从雅典手中武力夺回希腊霸主地位，但被公民大会否决；公元前465年，主战派主张支持塔索斯暴动，(88)但由于大地震和黑劳士大起义而作罢；公元前460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斯巴达曾经出兵干预，但很快收兵回国；同年，雅典出兵支持埃及的反波斯暴动，波斯派人携款来希腊寻求合作，遭到拒绝，波斯想必不会不去斯巴达寻求合作；(89)公元前451年，斯巴达与雅典签署五年休战和约。(90)显然，此时的斯巴达依然执行对雅典主和避战的政策，还没有走上好战的道路。
    此后，主战派逐步占据优势。公元前446年，波奥提亚、麦加拉等城邦举行暴动，叛离雅典。斯巴达公开出兵阿提卡，国王普雷斯特阿那克斯率军直抵厄琉西斯和特里乌斯，迫使雅典从波奥提亚撤军。但第二年，普雷斯特阿那克斯被放逐，原因是他在进攻到厄琉西斯和特里乌斯之后未继续前进，而是撤军回国。(91)可见，在普雷斯特阿那克斯撤军之后，斯巴达的主战派一度控制了斯巴达政治。同年，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签署的30年和约表明，这一时期斯巴达对雅典采取了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因为在这份条约中雅典被迫放弃了原先在伯罗奔尼撒地区占领的所有领土。(92)公元前440年，萨摩斯内部发生党派斗争，(93)失败一方寻求波斯、斯巴达的支持。克鲁瓦根据科林斯代表在雅典的演讲推断，当时斯巴达国内是主战派控制政权，他们力主出战，只是因为科林斯的阻止才作罢。(94)公元前423年，普雷斯特阿那克斯在海外流亡达23年之后，(95)回到斯巴达，主持签署了《尼西阿斯和约》。由此可以推测，在这23年中，斯巴达基本上由主战派掌权。
    尽管主战派在斯巴达国家政治中占据主动，但是斯巴达的外交政策还没有走向黩武主义、霸权主义。修昔底德说得很清楚：直到科西拉事件、波提狄亚事件之前，尽管斯巴达对雅典的野心很清楚，但是他们很少反对；“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拉凯戴蒙人都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在过去，除非形势所迫，他们总是迟迟参战”。正是因为这样，科林斯才对斯巴达感到非常气愤，批评斯巴达外交“孤陋寡闻”、“善于维持现状、缺乏革新意识”、“宁愿被动挨打，也不愿主动出击”、(96)没有尽到“盟主的责任”、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关心盟国的共同利益。(97)尽管如此，斯巴达自认为“迟缓、慎重”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是斯巴达维护自由独立、规避危险的特殊品质。(98)事实上，至少到科西拉事件，斯巴达在外交上基本奉行不主动挑衅的原则。修昔底德对这一政策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一是由于“国内的战争，使他们难于出兵作战”；二是雅典还没有进攻伯罗奔尼撒同盟，没有触及斯巴达外交的底线，直到雅典开始“侵略拉凯戴蒙同盟”，他们才觉得不能再“视而不见”，不能再“容忍下去”。(99)公元前435年科西拉事件前后，斯巴达改变了外交政策，这突出表现为《排外法案》(或称《侨民法》)和《反麦加拉法案》的制定。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斯巴达要求雅典放弃《麦加拉法案》，雅典则要求斯巴达放弃《排外法案》。(100)后来，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讲中又提到这一法案。(101)侨民法的主要内容是“禁止雅典及其同盟者进入斯巴达”，这一法案对雅典的伤害主要在于对雅典关闭了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的市场。这一法案制定的时间最早可以回溯到公元前440年。因为公元前463年，斯巴达曾经邀请雅典等国参加镇压黑劳士起义，不可能有这一法案。公元前450年、前446年，斯巴达两次与雅典签署和约，也不会制定这种具有挑衅性的法案。公元前440年，在萨摩斯事件中，斯巴达答应支持，只是因为科林斯的反对才没有直接参战，它很可能会在外交上采取某些措施反制雅典。
    《麦加拉法案》是雅典针对麦加拉制定的限制性政策，其核心是禁止麦加拉人进入雅典的市场和港口。麦加拉是斯巴达的盟友，斯巴达也不可能置之度外，一定会支持麦加拉。于是，斯巴达要求雅典取消麦加拉法。这一主张见于公元前432年斯巴达给雅典的最后通牒上。但是，这一要求不可能在公元前432年才提出，而应该随着《麦加拉法案》的产生就提了出来，只不过在这一年才以战争相威胁要求雅典无条件取消法案。《麦加拉法案》很可能制定于公元前439-前435年之间(科西拉事件)。该法案制定的原因据说是麦加拉耕种了一块圣地，(102)若果真如此，那么这件事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将不亚于科西拉事件、波提迪亚事件，修昔底德也不会不记录。另外，据修昔底德记述，麦加拉在公元前432年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历数受到的大量不公正待遇，(103)这个“不公正的待遇”应该主要来自麦加拉法案的影响。因此，这个法案也不可能颁布于当年，否则就不会有“大量”之说。麦加拉在公元前455年投靠雅典，公元前446年脱离雅典，投靠斯巴达。雅典不可能在第二年签署的30年和约中就加入限制斯巴达盟友的条文。麦加拉很可能是在斯巴达的庇护下，利用公元前440年萨摩斯暴动的机会占领“圣地”。此时，雅典无力采取措施干预麦加拉的行动，于是采取此类外交手段惩罚麦加拉。在这一法案制定后不久，斯巴达就要求雅典取消它。《排外法案》和《反麦加拉法案》表明斯巴达的外交政策开始趋向进攻性。
    与此同时，斯巴达已经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整个国家开始军事化。首先，社会生活更具军事色彩。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希罗多德所述莱库古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军事方面，而我们通过后来的史料所知，莱库古改革主要与国家宪制有关，如修昔底德就认为莱库古建立了一套“优良的制度”(eunomia)，(104)现代学者则认为莱库古改革的主要内容反映在“大瑞特拉”中，而大瑞特拉主要是国家宪政。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历史》的写作特色中寻找答案。(105)众所周知，希罗多德在写作时主要利用当时的口头传说，并没有对材料进行认真的考证，缺少修昔底德那种对历史真相缜密细致、由表及里的理性主义研究。因此，他的叙说带有明显的公共记忆的特点。(106)具体到本文来说，希罗多德关于莱库古改革的记述反映了斯巴达社会对莱库古改革的解读。这种“解读”说明，在当时的斯巴达社会，人们谈论的主要是军事问题，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主要是从军事角度展开的。这种情形折射出当时斯巴达社会的军事色彩已经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