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史料匮乏，我们很难清晰勾勒出斯巴达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演变的过程。但是，通过对史料的仔细分析，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在这一时期，斯巴达的教育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斯巴达的意识形态开始军事化。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提供的希波战争的叙事中想象到这一点。仔细阅读希罗多德的作品就会发现，斯巴达在希波战争期间的形象远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伟大。如马拉松战役中寻找借口拒绝出兵，波斯大军逼近时竟派两名代表送死以换取波斯罢兵，温泉关战役中自私保守，只派遣了包括300名斯巴达战士、总数不到2000人的军队，温泉关战役之后斯巴达海军统帅时刻想逃跑。但是，我们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又看到利奥尼达斯为成就荣誉拒绝撤军、斯巴达将士四次反击夺回利奥尼达斯尸体、狄耶凯涅斯自豪宣称将在飞箭的阴影下作战、埃乌律托斯因为眼疾回国但又中途返回战场、潘提铁斯因为出使他国未及时参加温泉关战役但战后却自缢于战场、唯一幸存的阿里斯托戴摩斯回国后受尽嘲讽最后在普拉提亚战役中竭力洗雪前耻力战而死等故事。这显然是后来斯巴达的演绎，其目的和效果就是在斯巴达提倡和塑造“勇敢顽强、为国捐躯”的美德。希罗多德公元前443年前往意大利南部的雅典殖民地--图里奥伊，晚年主要在这里潜心著述，直至公元前425年去世。因此，希罗多德应该在移居南意大利之前就已经基本掌握上述传说和资料，这反过来说明当时斯巴达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军事化。
    其次，斯巴达教育也开始军事化。最早提及斯巴达教育军事化转向的应该是修昔底德，他在伯利克里发表的葬礼演讲词中写道：“我们所依赖的主要不是制度和政策，而是我们公民的民族精神。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上，我们的对手从孩提时代就通过残酷的训练，以培养其勇敢的气概；在雅典，我们的生活完全是自由自在的，但是我们也随时准备对付和他们一样的各种危险。”(107)这种通过“制度和政策”加以保证、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实施的“残酷”教育不可能在公元前432、431年实施，应该更早。但这个起点也不会如后来作家所说的那样起源于莱库古，最可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46年或公元前460年，因为这一时斯巴达的战争危险越来越严峻，不得不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综上所述，到公元前446年前后，斯巴达在古风时期的基础上，增加了好战派执政、对内高压统治以及社会意识和教育体制军事化。至此，斯巴达社会的军事化色彩大大增强。公元前435年前后，斯巴达逐步采取进攻性外交，开启了斯巴达向军国主义国家迈进的进程。
    四、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斯巴达成为“军国主义国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初年，斯巴达外交方面谋求霸权、建立帝国的目标还不明朗。按照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总结，这个同盟不向盟国征收赋税，不直接参与内政管理，只是在其国内扶植亲斯巴达的政府，(108)每个盟国都有权处罚他自己的同盟者。(109)显然，在这个同盟中，斯巴达是盟主而不是霸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斯巴达延续了以前的外交政策，宣称自己是希腊的解放者，此举赢得了希腊世界的普遍支持。(110)此后，斯巴达到处举着解放希腊人的旗号，如阿基达玛斯在普拉提亚说，斯巴达的目标是解放那些曾经和他们一起抗击波斯、争取自由、现在却遭受雅典奴役的城邦；(111)伯拉西达在远征色雷斯时也高举“解放者”的旗帜，他在阿堪苏斯民众大会上说：“我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来危害希腊人，而是来解放希腊人的，我可以指出我们城邦所宣布的最神圣的誓言，保证争取到我们一边的所有盟国的独立。……我们不期求帝国，我们要努力推翻帝国，(我们的行为)是努力开创希腊独立运动”。(112)但斯巴达很快改变了战略，将谋求霸权、建立帝国作为外交目标。这一特征体现在公元前426年斯巴达建立殖民地赫拉克利亚这一事件中。(113)赫拉克利亚不同于传统的殖民地，建立的目的不是商业拓展或移民，而是进攻尤卑亚，控制中部希腊；它与斯巴达的关系也不同于传统子邦与母邦之间基本平等的关系，斯巴达在赫拉克利亚委任总督，他们全力维护斯巴达的利益，对当地人的管理“严酷、不公平”。修昔底德曾指出，斯巴达委任的这些总督要为这个城市的衰落和人口减少负责。(114)公元前423年，伯拉西达在北希腊违背“保证所有盟国独立”的诺言，(115)任命克利阿里达斯为安菲波利斯的总督、帕希特里达斯为托伦涅的总督，(116)是为斯巴达任命海外总督之始。公元前421年斯巴达单方面与雅典签署《尼西阿斯和约》之后，多次以“宣布为斯巴达和雅典的共同敌人”相威胁强迫盟友接受。(117)同年，斯巴达侵占原属厄利斯的列普里昂地区，将从色雷斯归来的伯拉西达老兵安置在这里，实际上控制了这一地区。(118)公元前415年之后，斯巴达在波斯支持之下组建海军，这支海军不是与波斯作战，而是用以控制爱琴海周边及岛屿国家。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国王阿吉斯利用从盟邦强制收缴的款项一次建造了25艘战舰，(119)阿吉斯还向阿卡亚人和色萨利人强征人质，(120)迫使它们加入斯巴达同盟。海军大将阿斯泰奥库斯也曾经迫使开俄斯人交纳人质，在小亚细亚四处抢劫。(121)公元前407年，莱山德就任斯巴达海军统帅，在小亚细亚地区广泛扶植亲斯巴达的十人制政府；(122)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打败雅典，取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莱山德在雅典扶植三十寡头统治。(123)到公元前5世纪末，斯巴达在希腊各地委任了许多总督，他们是斯巴达剥削盟国的代表，最多的时候总督们每年为斯巴达带来的税额达1000塔兰特白银。(124)可以说，在公元前426年之后，斯巴达的外交策略已经变成赤裸裸地谋取霸权、建立帝国。
    随着斯巴达进一步向军国主义国家迈进，军国主义的特征和军国主义的形象也深深刻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并体现在历史文献之中。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之交的提波戎就已经认识到斯巴达的国家制度具有军事性质，将斯巴达政治制度的特征总结为“以战争和克敌制胜为目的”，并指出这是斯巴达建立霸业的主要原因。(125)提波戎在史书中记述很少，色诺芬在《希腊史》中提到一位同名的军事将领，(126)这两位提波戎很可能是同一人。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古代希腊不是提波戎一人，而是许多人持这一观点，他们把斯巴达称之为军国主义国家，或用军国主义来区别斯巴达与其他国家。柏拉图称斯巴达政体是荣誉政体，(127)统治阶级终生从事体育锻炼和战争，(128)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战争。(129)他又称，斯巴达的立法与克里特一样着眼于战争，(130)其城邦组建得像一支军队，而不像城市居民组成的社会；(131)年轻人从小就过军营生活，接受特殊的教育，使之不仅成为一位好战士，而且适宜管理国家和城镇。(132)亚里士多德延续了柏拉图的思想，认为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教育制度和大部分法律就是依据从事战争这一目的而制定的，(133)斯巴达的政制以战争和克敌制胜、建立霸权统治他族、获取财富为目的，(134)斯巴达的整个体制都在培养一种品德--战斗的(或军人的)品德--以保证在战斗中获胜树立霸权。他们所受的锻炼完全属于军事性质，此外就不具备其他才德了；(135)斯巴达是好战的民族，因为所有好战的民族都有好色和放纵妇女的习惯，而斯巴达也具有这两个特征。(136)斯巴达社会终于变成了军营。伊索克拉底最先提出这一观点，他说，斯巴达之所以超越其他的希腊城邦，是因为他们所建立的城邦制度就像一个军营，公民心甘情愿地服从于管理者。(137)他还称，拉凯戴蒙人模仿了埃及的国家治理方式，例如，所有达到军龄的公民不经国家批准不得出国，公餐制，体格训练法，全部保证生活必需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所有的人都致力于战争而不从事其他任何职业。(138)在《泛雅典娜节演讲辞》中他又说，斯巴达教育强调体育训练，注重培养勇敢品德和团结一心的精神，这些都是为了战争的需要。(139)提波戎、色诺芬、柏拉图、伊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言论不可能全部是捕风捉影，也不可能是相互之间的抄袭与模仿，或出于巧合的自我想象，它们一定反映了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真实。霍德金森对这些文献的全然否定是不合适的。但是，这段历史的时间起点不可能如这些作家所言开始于莱库古，实际上古风时期的斯巴达并不是军国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只反映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因为他们都将这一体制归结于远古的立法家，这说明这一社会体制已经存在较长的时间。如前所述，从斯巴达社会制度和内政外交的演变来看，这一时期应该始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纵观公元前430年之后的斯巴达，在此前国家生活军事化的基础上，其外交奉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政策。这表明在这一历史时期斯巴达已经基本成为军国主义国家。
    综上所述，斯巴达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军国主义社会和军国主义国家，但是这一阶段不是在古风时期，而是在古典时期。具体而言，公元前5世纪60年代，斯巴达内部矛盾激化，外部环境紧张，开启了军国主义化的进程，到50年代，好战派掌握国家政权，此后军国主义化色彩日渐浓厚，到30年代，走上了公开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最终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公元前369年，美塞尼亚独立，斯巴达一分为二，沦为二流国家，作为军国主义国家也难以为继，但是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某些制度如教育体制却长期延续，并影响到后来的希腊知识分子对斯巴达历史的认识。必须指出的是，古代斯巴达始终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因为斯巴达没有建立起完全的极权统治，也没有建立起墨索里尼所谓的“整体主义的国家”，斯巴达甚至也不是罗素所说的那种“纳粹如果得到胜利时所要建立的国家的雏形”。(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