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认识军国主义国家还需要辨析它与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摩根索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旨在推翻现状的政策”，其结果是“改变帝国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关系”。(41)阿伦特认为帝国主义的核心政治概念是将扩张作为永久的政治目标。(42)这两个定义都强调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特性，都侧重于外交领域。不过这种扩张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摩根索将其归纳为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三种，军事帝国主义就是通过“军事征服”来改变现状，重构新的国家间权力关系。(43)基于此，军国主义国家更类似于军事帝国主义国家，都有穷兵黩武的特点，但后者国内军事化的程度不及前者。至于法西斯主义，尼古拉斯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暗含在现代资本主义之中的政治，它涉及为民族主义与反革命目的而做的群众动员、军事化的行动主义、朝向精英主义的运动、权威主义与压迫性的国家机器，所有这些通过一种关于自然与意志的模糊的生机论哲学所衔接”。(44)蒋立峰、汤重南认为：“军国主义的最高形式是法西斯主义”，它的最大表现是整体主义，认为“一切存在于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法西斯主义在国内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统治，对经济、意识形态和一切生活领域，对所有社会集团以及个人实行全面控制，其目的是集中全国力量对外进行争霸的侵略战争。(45)依据上述定义，军国主义国家更类似于法西斯主义国家，但是，前者的军国主义化程度，尤其是在国内集权、独裁方面要逊色于后者。
    二、公元前7世纪20年代至前5世纪60年代的斯巴达社会当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斯巴达自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前620)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46)其实不然，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这一时期斯巴达社会内部黑劳士和斯巴达人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军国主义论的理论前提是黑劳士与斯巴达人的矛盾极端紧张，他们认为，由于这种紧张关系，加之斯巴达人自身人数明显少于黑劳士，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将本阶层全面军事化，以镇压和控制黑劳士，这样便导致斯巴达社会的军事化。但是这种观点存在巨大的疑问。长期以来，人们总是静态地看待黑劳士的社会地位，认为黑劳士的社会地位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实际上，黑劳士的社会地位是发展变化的。诚然，古代希腊留下不少关于黑劳士处境恶劣的记述，但相反的材料也不少见，学者们往往忽视后一类材料，片面强调黑劳士的悲惨境地，并认为黑劳士的地位从一开始就非常低下，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变化。实际上，黑劳士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前的地位相对较高，与斯巴达人的关系也比较协调。黑劳士不同于奴隶，据修昔底德记载，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后，斯巴达政府同意起义者(主要是黑劳士)离开，但规定：以后若有人再来，任何人发现并抓住他，都可以把他们作为奴隶。(47)亚里士多德称斯巴达的黑劳士与克里特的庇里阿西相似。(48)普鲁塔克指出，斯巴达人“把赚钱的事全部交给他们的奴隶和黑劳士”。(49)这些材料都表明，黑劳士不同于奴隶，其地位高于奴隶。
    黑劳士拥有一定的经济权益，斯巴达虽然把土地分给各个公民，但公民自己并不直接经营，而是交给黑劳士。斯巴达禁止土地买卖，这使得黑劳士与特定土地之间结成稳定的关系，可以长期使用。黑劳士与斯巴达人实行分成地租，并规定不得超额收税，否则将为社会所不耻。(50)这些规定使得黑劳士可以积攒财物。即使在后来公元前425年的皮罗斯战役中，不少黑劳士仍然响应斯巴达政府的号召，用自己的船只向被困在斯伐克特利亚岛的斯巴达军队偷运食物。据修昔底德记载，这些船只事先都被估了价，(51)“估价”说明这些船属于黑劳士的私有财产，斯巴达国家不能无条件征调。黑劳士具有婚姻权，可以组建自己的家庭。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失败之后，斯巴达政府同意黑劳士带着妻子儿女一起离开。(52)黑劳士享有宗教信仰的权利，可以像其他社会成员那样祈求神灵庇护。(53)黑劳士也广泛参与斯巴达的政治和军事生活，如克里奥墨涅斯一世的狱卒就是黑劳士。(54)黑劳士曾经随克里奥墨涅斯进攻阿尔哥斯的远征军，执行了焚烧圣林、(55)鞭笞祭司(56)等任务。温泉关战役中也有黑劳士的身影。最著名的是普拉提亚战役，35000名黑劳士参战。(57)如果黑劳士与斯巴达人的关系截然对立，那么那位陪同双目失明的斯巴达人离开战场的黑劳士绝对会抓住机会逃亡，而不会再随他回到并牺牲在战场，斯巴达人也不会不担忧七倍于自己、手持武器的黑劳士趁机造反。实际上从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到公元前465年，约150年间没有发生过黑劳士起义。其中的原因不是仅仅靠高压政策所能维持的，它只能说明当时两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尚能保持相对和谐。
    其次，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后，斯巴达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保守、防御的特征。此前斯巴达在外交方面奉行单边的扩张政策，四处出击、到处侵略。但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虽然没有停止对外扩张，但其规模明显缩小了，同时开始采取结盟的外交政策。斯巴达的扩张主要集中在东部，与阿尔戈斯争夺提盖亚地区。尽管希罗多德声称，斯巴达在“其他的战争”中均获得胜利，只在提盖亚连遭败绩，似乎斯巴达仍在不断发动战争，但这些战争不见于史书。弗雷斯特称，这些战争集中在美塞尼亚西部沿海和北部与阿卡迪亚接壤的地区，(58)但这种观点缺少足够的证据。另外，这些地区是斯巴达庇里阿西人集中的地区，一般认为，庇里阿西人是斯巴达授予那些没有激烈抵抗、主动投降的居民的身份。可见，这些地区很可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在东方，战争主要发生在提盖亚地区，但后来斯巴达改变策略，与提盖亚结盟，据称他们的合约被刻在阿尔菲斯(Alpheus)河岸的石柱上。(59)此后斯巴达占领了东部沿海直到南部西塞拉岛的地区，但这些地区更多的是主动投降，而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因此，这里也是庇里阿西人集中的地区。
    在进行有限战争的同时，斯巴达开始寻求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同盟。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斯巴达已经与匹萨提斯(Pisatis)、厄里斯(Elis)、西息翁(Sicyon)、科林斯、麦加拉(Megara)等国结盟。至此，斯巴达建立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固然提升了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国际地位，但它更像是盟主，而不是霸主。斯巴达没有向盟国征收贡金，(60)没有控制同盟大会。伯里克利曾经指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一个特点：他们没有一个议事会可以做出迅速果断的行动，因为他们的议事会包括不同的民族，每个城邦都有平等的一票表决权，都只关心本邦的利益。(61)在很长时间内，斯巴达外交显得保守、温和，正如科林斯的代表批评的，斯巴达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孤陋寡闻，稳健有余、果敢不足。
    第三，斯巴达在政治上并没有建立起极权统治。在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设置了代表平民利益的监察官，此后，监察官的权力逐渐增强，基伦使得监察官与国王首次平起平坐，监察官可以监督并拘捕国王。公民大会也拥有实权，所有公民均可参加公民大会，尽管提案权保持在长老会议和国王的手中，但公民大会可以讨论修改提案。两位国王之间权力均衡，互相制约，即使在军事领域，直到公元前507年，两位国王也是同时出征，实际上是平分军权。此后虽是一个国王出征，但由于两位国王争夺军事领导权，也没有达到垄断军权的程度。所以，这段时期的斯巴达政治制度具有较多的民主成分。(62)第四，斯巴达的经济没有军事化。军国主义论者认为，斯巴达实行土地国有制，这是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历史表明，土地国有的国家不一定是军国主义国家，而且斯巴达的土地制度是形式上的国有，实质上的私有。(63)他们还认为，工商业萎缩的原因是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化，反过来，工商业的萎缩也成为军国主义的证据。事实上，考古学材料证明，拉科尼亚陶器在公元前590-前550年之间达到鼎盛，其间也是阿克西拉斯画家活跃的时代。(64)希罗多德曾经记述，在公元前6世纪末，斯巴达赠送给吕底亚国王一只精美的陶器。(65)在斯巴达，人们发现了来自埃及的象牙制品，北方的木材，吕底亚的豪华服装和黄金。斯巴达的艺术家和工匠擅长象牙雕刻，金银加工，陶器和金银器加工。斯巴达手工业品远销海外，考古学家在东方的以弗所，非洲的瑙克拉提斯、库利涅、迦太基，西方的伊达拉里亚、马赛利亚都发现了拉科尼亚风格的陶器。(66)公元前570年之后斯巴达的陶器出口日渐减少，公元前525年，拉科尼亚的陶器才最后消失。按照大多数军国主义论者的观点，斯巴达军国主义出现于公元前620年，但斯巴达艺术品和手工业品的萎缩和消失晚了100年左右。我们很难将这个衰落与军国主义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