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斯巴达文化没有“沙漠化”。“文化沙漠化”被认为是军国主义的结果，也是军国主义的证据，正如默里所说：“军事目的和斯巴达的教育体系所创造的社会不再需要艺术家。”(67)实际上，此间斯巴达文化没有出现军国主义论者所谓的“萎缩”，没有沦为“文化沙漠”。尽管在古典时期斯巴达没有像雅典那样出现众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但古风时期的斯巴达的文化生活要明显胜于雅典。按照弗格森的说法，“公元前580年以前，斯巴达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家乡”。(68)默里也正确地指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斯巴达曾经出现过文化的繁荣。(69)其实，即使是在公元前580年之后，斯巴达的文化生活仍然比较丰富。开俄斯的著名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麦加拉诗人提格尼斯、底比斯诗人品达都曾经到斯巴达从事文化活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著名诗人品达曾经为斯巴达国王写过作品。希罗多德认为所谓的斯巴达人不热心学问“是希腊人为了自己开心凭空捏造出来的无稽之谈”。(70)最能证明古风时期的斯巴达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的是斯巴达公民的军人化。不过，对此必须结合古希腊总体的军事制度和斯巴达公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来认识。公民兵制度是古代希腊通行的军事制度，每一个公民都身兼二任，既是公民又是军人，他们战时打仗，平时或生产或参政或休闲。尽管斯巴达公民因为份地制而脱离了生产劳动，相对于其他城邦公民有更多时间参与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但是，斯巴达公民并没有军人化，斯巴达公民脱离生产劳动并不等于他就成为职业军人。实际上斯巴达公民还出现在市场上，(71)也在公民大会上参与政治讨论，并不完全是军人。即使是斯巴达公民的军人色彩更浓一些，我们也应该结合斯巴达的制度整体来认识这一问题，不能仅凭一两个特征就确认斯巴达是军国主义国家。
    总而言之，斯巴达在公元前620年-前460年之间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但是，这一时期的一些特殊制度却为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化提供了便利。首先是公民兵制度。公民兵制度使得斯巴达具有较高程度的军事色彩，同时也为走向军国主义提供了最直接的基础。其次是土地制度。古风时期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兼有国有和私有的双重特征，国家对土地有较强的控制力，这使得斯巴达社会经济很容易转向为军事服务的目的。最后，黑劳士制度成为斯巴达向军国主义发展的诱发因素，因为黑劳士与斯巴达人毕竟属于不同的社会等级，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而且黑劳士人数远远多于斯巴达人，尽管早期双方的关系较为协调，但一旦形势有变，双方的关系紧张、恶化，斯巴达人就会进一步武装自己以镇压黑劳士的反抗，加强国家的军事化程度。
    三、公元前5世纪60年代至30年代斯巴达社会的军国主义化虽然“黑劳士制度是军国主义的原动力”，但黑劳士制度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军国主义，黑劳士问题只是斯巴达众多社会矛盾中最突出的一个。斯巴达军国主义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社会矛盾的紧张，特别是黑劳士地位的下降，而这种紧张状况出现于公元前465年的大地震和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
    大地震给斯巴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普鲁塔克、厄里安说这场地震动摇了泰戈托斯山，斯巴达城只剩下5间房屋。(72)地震导致斯巴达人口大量死亡，狄奥多罗斯说，在这场灾难中死亡的斯巴达人达到20000人。(73)菲古伊拉估算震后斯巴达公民仅剩1588人，(74)斯巴达公民的锐减改变了斯巴达的人口结构，黑劳士人数明显占优，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地震之后，黑劳士趁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围攻斯巴达城，学界通常称此为第三次美塞尼业战争。这次战争极大地改变了斯巴达的政治形势。首先，战争给了外部势力干预斯巴达内政的机会，在这场战争的背后常常可以看到雅典的身影，外国的干涉使得斯巴达面临着维护国家统一的艰巨任务。(75)其次，战争导致黑劳士问题更加明显。主要发生在美塞尼亚地区的战争使得当地居民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地方意识，争取政治独立成为当地居民的政治主张。这样，地方意识演变成民族意识。这种主张又得到国际力量的支持，因为这可以大大削弱斯巴达的力量。再次，战争加剧了黑劳士与斯巴达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虽然战争以签署和约的形式结束，但和约规定那些留在当地、被俘的起义者沦为奴隶，那些未直接参加起义、但支持和同情起义的当地居民势必受到牵连和迫害，他们当中的革命情绪并没有被真正扑灭。因此，斯巴达的社会矛盾，尤其是黑劳士和斯巴达人之间的矛盾空前紧张起来。
    对内防范、镇压黑劳士是斯巴达军国主义化的第一步。修昔底德称：“黑劳士人数众多，顽强不屈，使拉凯戴梦人害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所采取的大多数政策总是以防范黑劳士为基础。”(76)亚里士多德说，黑劳士总是等待斯巴达人的嫌隙，他们好像草莽中的一支伏兵，遇到机会，立即出击。(77)每年新监察官就任时总要向黑劳士正式宣战，以便使对黑劳士的屠杀合法化。(78)库普提亚制度也增加了血腥、恐怖的成分，斯巴达青年在黑劳士集中区肆无忌惮地屠杀那些显出“超越奴隶以上的神情”的黑劳士。(79)黑劳士“即使毫无过错，每年也得挨一定数量的鞭打”，为的是显示其奴隶身份；甚至黑劳士的主人也会因为未能阻止黑劳士变强壮而受到处罚。斯巴达还通过集体屠杀对黑劳士实行恐怖统治，据修昔底德记载，斯巴达曾经假意授予自由，鼓励黑劳士报名，然后从中选出2000名最具反抗倾向的黑劳士加以暗杀。(80)学者一般认为，上述材料反映了自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以来黑劳士的处境，其实不然。正如前文指出的，在大地震和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前，黑劳士和斯巴达人处于相对和谐状态，不太可能出现上述情形。对上述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必须联系上下文和历史背景加以认识。当时，斯巴达的斯伐克特利亚岛和基塞拉岛相继被雅典占领，雅典在这里引诱黑劳士逃亡，鼓动黑劳士起义，一时间，黑劳士阶层革命情绪蔓延，起义暴动随时都会发生。(81)修昔底德指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斯巴达在伯拉西达远征中加入了防范黑劳士起义的政治考虑，即征调黑劳士参军。这里，修昔底德实际上揭示了“防范政策”的前提：黑劳士革命情绪高涨，暴动随时发生；同时也揭示了防范政策的特征：“欺骗+屠杀”。修昔底德在叙述这次远征时提到“暗杀2000名黑劳士”，在他看来，这两件事都具有“欺骗+屠杀”的特征。伯拉西达远征中斯巴达以“给予自由”为诱饵征集黑劳士从军，将黑劳士送往战场由敌人屠杀，而“暗杀事件”也是以“自由”相欺骗，只不过后者是斯巴达自己屠杀。修昔底德还提到更早的一次类似事件：部分黑劳士躲藏在波塞冬神庙中，但被骗出神庙杀害。(82)修昔底德没有说明这件事的发生时间，但他记述了当时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这一事件引发了公元前465年的大地震，所以，这件事应该发生在这一时间之前。这次事件显然也具有“欺骗+屠杀”的特征，因此也应视作“防范政策”的体现。因此，如果将这种具有“欺骗+屠杀”特征的行为作为斯巴达防范政策的特征，并以此逆推，这一政策最迟可以回溯到公元前465年。而且，恰恰在这之后，斯巴达国内的黑劳士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导致斯巴达加强了对黑劳士的防范。
    亚里士多德注意到斯巴达的黑劳士经常起义，并认为“邻国引诱”是“经常起义”的主要原因，他还列举了阿尔戈斯、阿卡迪亚、美塞尼亚作为例证。(83)美塞尼亚在公元前371年独立，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经常起义”的情形在这之后才出现。但是，如前所述，“经常起义”的情况也不可能出现于大地震之前。实际上，大地震之后“国际力量”开始不断渗透到斯巴达国内，危及黑劳士阶层的稳定，具备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经常起义”的前提。至于亚里士多德将库普提亚制度中猎杀黑劳士的内容回溯至莱库古，普鲁塔克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应该起源于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84)而前述“羞辱黑劳士”的文献源自雅典尼乌斯对公元前3世纪作家米隆(Myron of Priene)的转引。这个转引缺少上下文，很难确定材料反映的时间，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我们即使不能全盘否定这个材料的价值，但从黑劳士历史地位的变化看，它不可能反映早期历史的常态，充其量只能反映公元前5世纪以来黑劳士的处境。综上所述，在大地震和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黑劳士问题危及到斯巴达的国家安全，斯巴达因此逐步加强了对黑劳士的防范与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