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利对于古代社会经济的解释是对现代派的彻底批判，但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学界对于他的解释的再解释或批判。历史学的发展如波普尔所言：“不可能有‘过去就是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性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30)三、后芬利时代社会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古代经济是一个学术战场，古代经济史的发展在《古代经济》问世后激起的新一轮论争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随着新论战的展开，芬利积极吸收论战成果，主动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经济模式。因此，在1985年出版的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古代史：证据和模式》中，他说：“意识形态变了，历史的写作因此也经历着持续的转变。”(31)1986年，芬利病逝于剑桥大学，这意味着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进入了所谓的“后芬利时代”。但是从学术史的实际发展来说，《古代经济》问世后遭到的各种批判早在10多年前就已陆续展开了，而批判也一直延续到后芬利时代。同时我们看到，古代经济史在此后的发展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对芬利模式的批判和修正而逐渐地向前迈进的。
    概括说来，自《古代经济》发表至今近40年来，在对芬利古代经济史模式展开批判的基础上，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3年-80年代中期)，以集中批判《古代经济》为特点。这一时期对于芬利模式各个方面的批判比较集中，其中以剑桥大学的弗雷德里克森为主将，他认为芬利的一个缺陷就是对希腊化时代的忽视。他同时指出，芬利的经济模式也存在方法和理论上的不足。(32)而康纳、钱伯斯和布拉德利等人一致对芬利所认为的“在罗马历史上甚至是古代世界的任何时期都没有因商业而引发的战争”的观点提出质疑，布拉德利还批评说芬利的经济模式是模糊不清的。(33)卡森则认为芬利在强调农业时，虽然正确地淡化了制造业的重要性，但是他对于古代海难中发现的货物问题却没有作出解释。(34)斯加迪斯加德对于芬利利用的考古材料提出质疑，认为芬利利用史料时所表现出的“天真的统计”和“经济分析的缺乏”使其研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史研究，且对于考古材料的评价也是可怜的。(35)此外，巩特尔尖锐地指出，芬利错误地理解了罗尔《经济思想史》中相关概念，并将之运用于古代经济的分析就犯了很严重的错误。(36)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于芬利的批驳是多层面的，无论是在方法和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结论上都有不同的声音。然而批评者也遭到了批评，比如莫里斯将弗雷德里克森划入经验主义者阵营，认为他对于芬利的批判虽有价值，但是理论性较差。(37)笔者发现，在《古代经济》发表后10年里，学界围绕芬利著述而发表的相关评论就多达30多篇，专门针对《古代经济》的就占了近一半。对于芬利的集中批判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在这一阶段芬利对于古代经济的解释无疑占据着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要位和论战的核心。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90年代末期)，以修正芬利模式为出发点并以古代社会工商业、贸易和金融问题研究为热点。现代派一开始将古代经济比作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阶段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足，在经过韦伯、波拉尼和芬利的论证后，古代经济为自然经济的观点渐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但是芬利对于古雅典工商业问题草率的结论却渐成为学者们进行新一轮批判的一个起点。因此，如何对古代社会的工商业问题进行定量的分析，以及由这一问题引起的对于古代贸易和金融问题的研究遂成为这一阶段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突出现象。(38)这一阶段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代表性成果是由剑桥大学加恩西、霍普金斯和惠特克等三人合编的《古代经济中的贸易》。(39)事实上，该书正是在芬利的倡导下，由他本人与当时的研究古代经济史的学者们在一系列研讨会的基础上成型的，因此也是“献给芬利的礼物”。它以论文集的形式收录了有关希腊罗马世界工商业贸易各个方面的论文13篇，其中关于罗马时期工商业问题的7篇论文都是对芬利模式的直接修正。(40)如普奇证明考古记录与芬利结论的不一致(41)，切尔尼亚关于意大利人和高卢人酒贸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奴隶贸易的衰落问题，(42)以及普勒克特对于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世界城市精英和商业关系的论述等等。(43)其间，荷兰学者汉斯·德克斯《城镇与国家：市场和经济》一书在芬利去世的同年问世。该书从“Oikos”概念(44)入手，运用社会学方法指出了芬利古代经济模式存在的不足，系统地对芬利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45)后期代表性成果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古典系教授爱德华·科恩的《雅典人的经济与社会：一种银行业的视角》。科恩通过对最初的私人银行开拓性的分析，有力地证实了市场经济在雅典的存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他特别强调雅典人在财政实践中的认知模式问题，从结构主义的分析入手证明了存在于雅典人语言和思想中的那种互补性的对立面是如何对经济交易产生影响的。(46)不过，在支持芬利的学者看来，霍普金斯和科恩在批驳芬利时都犯了“过分社会化”的错误。(47)但与前一阶段古代经济史发展相比，这一阶段的研究似乎有着这样的特征：即在肯定芬利对古代经济史做出贡献的同时修正芬利，逐渐开始研究古代经济史领域内一些细微的问题。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以逐渐走出论战僵局并以新方法、新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为特点。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学界对于芬利模式的进一步批判，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已逐渐走出古史派与现代派论战的僵局，新的方法和视角、新的理论以及比较分析开始被注入这一阶段的研究之中。这一趋势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由沙伊德尔和雷登合编的《古代经济》论文集(48)的出版，编者收录了古典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甚至包括哲学家的论述，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如考古学家霍尔斯特德以饥荒突发现象来回答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富人如何获得他们的财富的问题、希契纳关于罗马北非行省橄榄油问题、奥斯本关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农业地位的问题的再思考等。用莫里斯·西弗尔的话说，沙伊德尔主编的《古代经济》体现出一种新的综合性分析开始将之运用于希腊罗马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迹象，它只代表了批判的冰山一角，其结果便是芬利、波拉尼正统的影响力开始衰退了。这一时期，德克斯的研究仍值得重视，他将芬利的历史写作放在欧洲中心论的视角来分析，认为这种历史编写的结果就是运用一般的模式来表达特定社会现实，这种方法是不能理解欧洲历史的。他接着说，古代希腊社会要远比“芬利的原始小农模式”复杂得多，更别提“迈耶尔的现代工商业模式”等一类见解。(49)显然，自围绕古代经济史问题展开的论战开始后，很多人不幸地掉入了拥护和反对芬利(pro et contra Finley)的僵局中。但随着芬利在80年代所呼吁的方法论的革新，新的理论与模式的重新确立，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出现了明显的新进展。
    这一趋势的进一步成熟则是5年后《剑桥希腊罗马世界经济史》(50)的问世，这是学界有关古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代表作。其中，奥斯本对古风时代经济的大胆结论，贝德福德关于波斯时期近东社会经济和范·德·斯贝克关于关于希腊化时期近东社会经济的探讨以及雷登对于城邦和经济关系等问题的论述皆或多或少地修正了芬利的解释。拉斯波恩更是直接得出结论认为罗马时期的埃及经济是具有很高整合度的自由市场经济。弗赖尔和克豪则将个体置于城邦和自由市场关系问题中，认为“至少在起源上，希腊罗马世界的很多奇特的经济制度是个体理性竞争以扩大他们个人收入的结果。”(51)同时，除古典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参与其中。如帕特森所说，从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程来看，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新的研究得以建立的基石，它告诉我们自芬利之后的40年里，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革新的局限，但也经历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