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文化斗争的强调还深深塑造了围绕着黑人艺术和政治的争论，引发了美国黑人的文化革命。(64)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不到一年，威廉在《改革者》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建美国黑人艺术以重塑黑人灵魂”的文章，像毛泽东呼吁要打破旧秩序的枷锁一样，威廉强调消除黑人文化的奴性。他采纳了一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的语言，呼吁黑人艺术家打破旧传统的束缚，让艺术为革命服务。他写道，“黑人艺术必须为黑人的利益服务，它必须成为黑人革命中最强大的武器”(65)。革命行动运动组织同时响应这一号召。在其1967年发布的题为“关于当前的一些问题”的内部小册子中，他呼吁发动一场全面的美国黑人文化革命，其目的是要破坏白人压迫者强加的态度、方式、风俗、哲学和习惯等。这意味着一场新的革命文化。有意识地把艺术作为黑人解放的武器并不新鲜，至少可以追溯到哈莱姆文艺复兴中的左翼。法属殖民地的革命家弗朗兹·法农在其着作《全世界受苦的人》中也有大量论述。但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美国黑人的影响尤为突出。因为大部分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者熟悉中国，读过毛泽东的着作。例如罗恩·卡伦加1968年在《黑人文摘》上发表了《黑人文化民族主义》一文，其中许多思想都来自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像毛泽东一样，卡伦加坚持所有的艺术必须有两个标准，分别是艺术的和社会(政治)的标准，革命的艺术必须为大众服务，不能接受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教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卡伦加努力创建革命文化的影响。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他发明了宽扎节，这是一个美国黑人庆祝自身文明和历史的节日，1967年开始庆祝，节日有七个原则，即团结、自决、集体工作和责任、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创造、目的、信仰，这些与毛泽东的思想及传统非洲文化大致一致。(66)
    除了文化领域，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美国黑人运动(包括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的影响到1967年后也逐渐达到新的高峰，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发生黑人斗争，很多运动中黑人都举着《毛主席语录》进行抗议。1968年4月13日，日本《朝日新闻》驻美国记者辰浓和男报道，他为采访马丁·路德·金被刺后125个城市黑人斗争情况，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会见了青年反战运动的黑人领袖哈蒂逊，后者称：“在我们美国黑人中间，占压倒多数的人崇敬毛泽东主席!”辰浓和男还报道，他在纽瓦克的黑人贫民窟访问一个黑人工人家庭时，该工人拿出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英文版并称赞其是一本好书，在工人家庭的墙上还挂着毛主席的照片，该工人说：“一句话，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他把那样古老的中国改变过来了!”另据女作家韩素音在1960年代两次赴美演讲的印象记，《毛主席语录》在美国已经不胫而走。在中国香港的人也知道，从南越战场前来香港“休假”的美国黑人士兵，也都想方设法要寻购一本《毛主席语录》。巴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黑人学生已经采用了张贴大字报的方式，抗议校方与五角大楼勾结。大字报最显眼的一句话不是别的，乃是毛主席语录：“造反有理!”过去，美国大学生讨论问题最喜欢引用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话，现在却是《毛主席语录》被经常引用。(67)深受毛泽东影响的巴拉克后来也从文化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努力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引入美国，并对它进行改造以适应黑人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68)
    此外，在美国民权运动尤其是城市种族骚乱期间，中国的媒体和学术界对美国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抨击。(69)面对中国的激烈批评，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国际声誉也不得不支持主张非暴力的温和派进行民权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国际上对美国黑人斗争的支持以及对美国政府的批判是美国黑人民权最终得以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前几年美国奥巴马总统随员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其遗容，奥巴马夫人在圣诞树上挂毛泽东画像的敬仰之举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中国的影响也不能过于夸大。首先，虽然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在黑人激进政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中国和毛泽东的影响是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古巴革命及其他着名的革命家、思想家一起发挥作用的，不能单独强调中国的影响。如牛顿在建立黑豹党之前除了读毛泽东的着作，同时也阅读了格瓦拉和法农的着作。他认为：“毛泽东、法农和格瓦拉都清楚地看到，人们不是仅仅被什么哲学和话语而是被枪口剥夺了他们天生的权利和尊严……对他们来说唯一获得自由的方法是以暴抗暴。”(70)而对克利弗最有吸引力的是毛泽东、金日成、格瓦拉尤其是法农论述革命暴力和人民战争的着作。(71)此外西方的马克思、列宁，古巴的卡斯特罗、加纳的恩克鲁玛、刚果的卢蒙巴、越南的胡志明及美国国内的杜波伊斯、马尔科姆、克鲁斯等人都对黑人激进分子施加了很大的思想影响。可见毛泽东的中国是与古巴革命、非洲民族主义等一起把黑人革命深深地国际化了，并促使了其向激进化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合力的作用，而非单一的作用，不能过分强调中国的影响。
    其次，中国和毛泽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少数黑人精英身上，大部分黑人激进分子对毛泽东的思想和着作还是一知半解，他们大都只是选取毛泽东着作中自己感兴趣的或者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进行阅读和利用。虽然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的哈菜姆，似乎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即红宝书)，一些在大街上闲逛的黑人激进分子甚至穿着打扮得像中国农民的样子。但这主要是表面形式，很多自封的黑豹党的理论家其实并没有读毛泽东大量的着作。牛顿后来希望把党对游击战和暴力的强调转到更深入更广泛地讨论党将来的目标。1970年他提议创立一所意识形态学院，在那里参加者能读到或聆听讲授一些经典着作，既包括马克思、毛泽东、列宁，也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尼采等人的着作。不幸的是，意识形态学院并未成功。很少有党员看这些抽象的理论着作。《毛主席语录》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本游击战手册。他们从法农的着作中也只是选择有关暴力的章节来阅读。黑豹党成员不愿意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着作中和武装斗争无关的东西。一些激进的黑豹党人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共产主义联盟发起的学习小组。阅读的材料包括毛泽东有关哲学的四篇论文和列宁选集中比较长的章节，但内容对这些人来说太多了，他们最终在激烈的争吵中离开了这个小组。黑豹党的男性成员也很少读毛主席语录中论述妇女的部分。很长一段时间里，黑豹党不仅忽视了妇女解放斗争，甚至在组织中还产生了对女性的压迫。(72)而且随着世界局势和中国外交的变化(从革命外交到务实外交)，尤其是1970年代中美关系日益改善以来，一些主要的激进派的黑人领导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因中国的变化而发生很大改变。如威廉回到美国后，专心从事研究中国的工作，再无过于激进的言辞和行动。黑豹党也把其重心转为免费早餐、免费学校和免费诊所等社会改革活动，暴力激进行为日益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