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善的作品对哲学家们的争强好辩也进行了讽刺，反映出当时的哲学家终日探讨空洞、抽象的问题。通过琉善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各派哲学家都坚定，甚至是盲目地维护本门派的学说，所以他们时常辩论、争吵。然而，他们的讨论从未得出统一的结论，只为逞口舌之快而争辩不休，在辩论中表现暴躁、粗鲁。例如，在《双重起诉》中，潘对公正女神介绍哲学家时，讲述了他看到的哲学家争吵的景象：“随着会议的进行，他们的声音高到了用假声的程度。由于谈话的时候异常激动和用力，他们的脸都变红了，脖子肿胀，血管暴出，就好像长笛手拼命吹一只闭合的笛子一样。实际上，他们打乱了争论，搞不清楚最初要探究的主题，在相互谩骂之后，用弯曲的手指擦着额头上的汗水走了。声音最大、最放肆、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则被认为是最厉害的。”(62)另外，《云上人》中也提到了哲学家的这种行为：“他们搜集尖刻的言辞，钻研新颖的骂人的话语，斥责旁人；他们中间谁最吵闹、最莽撞、最勇于诽谤别人，谁就名列第一。”(63)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苏格拉底与阿伽通之间有一段对话。对话结尾处阿伽通说：“苏格拉底，我没法反驳你，就算你说的是对的吧。”苏格拉底回答说：“不，亲爱的阿伽通。你不能反驳的是真理--反驳苏格拉底其实容易得很。”(64)苏格拉底是在告诉人们：哲学辩论的目的不是争吵，或是打败对手，而是获得知识；辩论的目标是为了揭示真理，而非让辩论者一较高下。琉善笔下的哲学家们的表现，不仅反映了他们个人修养较差，还说明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辩论的目的是为了打败对方，而非探求真理。这种狭隘的心态掺杂了强烈的主观情感后，让争论中的他们丧失理性，意气用事，使其辩论从争论演变成谩骂。
    琉善还批评了知识分子的不学无术。这说明在2世纪罗马，很多属于文化阶层的人知识匮乏，胸无点墨却装作才华横溢。例如《演说术老师》就反映了一些所谓的演说家没有真才实学，发表的演说内容狭隘，只关注演讲技巧，不考虑演说应承载的道理。科瓦略夫说：“在帝国的条件下失去了任何政治内容的演说者的雄辩术蜕化成没有思想的、模仿的修辞学(‘第二诡辩术’)。”(65)更过分的是，到了安敦尼统治时期，一些学习演说术的人甚至连传统的修辞学训练都放弃了，而是通过夸张的舞台效果来取悦听众，影响与会者，以博取名声。(66)此外，在《演说术老师》中，所谓的“演说术老师”还对学习者有这样一段提点：“对你来说维护声誉最重要的事情--嘲笑所有的演讲者。如果有人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就让他显得像是在剽窃别人的东西。如果有人对他略加批评，你就提出他讲的内容全部存有争议……当所有人都很安静时，你就用怪异的方式表达赞许。这样可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引其反感，使之厌恶你粗俗的语言，堵住自己的耳朵。不必频繁地挥手(因为那很常见)，最多起立一、两次。通常情况下，你要面带微笑，明显地表现出你对对方所讲内容并不满意。”(67)这表明不学无术者不仅混迹于演说家的圈子，而且对有真才实学者极为妒忌，并加以打压。这种“李鬼打击李逵”的现象确实存在。斐洛斯特拉图斯(Flavius Philostratus)在回顾这个时期时，(68)也对此提出了批评：“不能即兴演说者对那些能够即兴演说的人嫉妒不已：‘毫不奇怪的是，有些人他们自己不能想出任何伟大的思想，也不能欣赏那些有思想创见的人，就会去羞辱、痛斥他们同时代的最敏捷、最勇敢、最伟大的希腊(演说)风格’。”(69)可见当时的学术氛围已被无良文人搞得乌烟瘴气。
    在《论撰史》中，琉善对一些错误的写史方法提出批判。琉善指出，拙劣的史家写作历史时模仿前人著作，任意发挥想象力，粉饰历史真相，堆砌优美的词汇，并且为凸显论述效果，不惜使用夸张的对比或编造史实。这些内容一方面说明了2世纪罗马历史学科的发展，缺乏系统的史学理论的指导，存在着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修辞学对历史写作的渗透。例如，琉善在《论撰史》中批评那些模仿修昔底德的人，它说明这种属于修辞学范畴的模仿被运用到了历史写作当中。因为模仿古代经典作家是修辞学的一大特点：“智术师作者的目标是巧妙的模仿，写出来的作品能同时让人想起几个经典作家。”(70)又如，琉善指出，有的作家为了彰显罗马军队的战斗力，甚至会任意编造死伤人数，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欧罗巴斯一役敌方死者七万零二百三十六人，罗马死者二人，伤者仅七人!”(71)这反映出著史者采用了修辞学中对比的方法。比较和对比是2世纪修辞学常用的手法，如《第二代智术师》中所说：“现在的智术师则是因其大范围使用对立比较的方法而令人注目。”(72)而琉善所批评的这些历史作品，就是在运用修辞学中夸张的对比，忽略了历史“求真”的重要性。2世纪历史学领域存在的这些问题说明：修辞学的泛滥，使修辞学的思考方式和技巧都被随意地运用到历史写作中，影响历史学应有的客观性。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弗隆托(Fronto)的《纪事原理》(Principia Historiae)。(73)弗隆托在描写维鲁斯在帕提亚战争中的功绩时，就是“用设计好的艺术修辞歪曲真相”。(74)
    不管是演说家的荒唐，还是历史学家的无知，都反映了琉善时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水平。他们空有学者之名，但在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工作当中时却漏洞百出，因而受到琉善的批判。
    总之，同2世纪罗马人的生活一样，他们的文化也是浮华的。这时期的文学作品重在娱乐权贵，辞藻华丽却言之无物；哲学领域的竞争更像是宗教派别的争斗，各学派的追随者盲目信仰各自的教义信条，崇拜各自的前辈学者，单纯地继承和接受前人的理念，缺乏进一步的发挥和开拓。在这个原本应拥有最多活跃头脑的领域中，人们的思维被严重地束缚了。此时期的诗人和雄辩家也都呆板地模仿前人成果，热衷于歌功颂德，追求的不是“文以载道”，而是形式主义，缺乏独特见解，只善于堆砌辞藻和引经据典。文学语言同样追求古典形式，脱离日常生活。吉本曾这样形容此时的罗马文化：“诗人的名字几乎已完全被遗忘；雄辩家的地位被诡辩家所占据。由批评家、编纂家和评论家所掀起的乌云遮住了真正的学识的光辉，紧随着天才的没落而来的便自然是日趋低下的趣味。”(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