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Aelius Aristides,The Roman Oration,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53.
    (79)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24页。
    (80)杨共乐：《罗马史纲要》，第241页。
    (81)[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3页。
    (82)“共和国和王国的君主应该维系他们所保有的宗教信仰的基础。如果这么做了，他们将会轻而易举就能维系共和国的宗教情操，随之而来的是敦厚的民情与团结的精神。”参见[意]马基雅维里著，吕健忠译：《论李维罗马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2页。“服从‘神’、敬畏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罗马公民和国家、法律、命令的高度统一，保证了罗马公民行为上的高度一致。”参见杨共乐：《早期罗马宗教传统的特点》，《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是宗教维持了罗马国家的凝聚力。”参见Polybius,The Histories,VI.56.7-8,in Polybius,The Histories,Vol.III,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p.395。
    (83)“如果详细考察一下‘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由来，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含义在今天的西方主要是指‘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整个社会基本价值(如公平、正义、自由、理性)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价值标准去批判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他又努力使这些价值在社会前进中得以实现，因此，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是重大的，而且也是长远的。”参见汪振军：《公共领域、舆论监督与公共知识分子》，《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构成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守护者，尤其代表着弱势的、不为重视的群体的利益。”参见黄玉：《知识分子与国家：对立、依附与融合》，《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84)在琉善的作品《云上人》中，墨尼波斯听到的世人对宙斯的祈祷，就是对当时罗马人道德滑坡、贪财贱义的反映。参见[古罗马]琉善著，罗念生等译：《琉善哲学文选》，第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