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氏在答复弟子“如何是安妥鬼神之道”的问题时，指出：
    龟山杨氏(按：杨时)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远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议论最妙。只是“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之意，言鬼神有无，只在人心也。妙处在分别可、不可。可者，正祀也；不可者，淫祀也。可者，使人致生之；不可者，使人致死之。圣人务民之义而敬鬼神之道，不过如此③。
    这段话很重要。意思是，祭祀祖考鬼神之道，其“可者”在于通过寄托孝思来安顿现实人生，这是“正祀”，其鬼神也灵验；其“不可者”在于致力于渺茫无稽的死后世界，结果必促人逃避现世，放弃人伦责任，这是“淫祀”，其鬼神必不灵验。陆氏认为，儒、佛言生死之道，其差异也根本在此：
    儒者之言生死，专在生上用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只求尽生前之学问，以祈夕死之可。佛氏之言生死，专在死上用力，故曰“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只求尽死时之工夫，以冀来生之福缘。为僧之人多系鳏寡孤独，现前已无生路，不得不于死路上开一生面，要之只是世上无全受全归之圣人，不能行养生丧死之王政，故使穷民之无告者郁而为次等生死之说，所谓“如得其情，哀矜勿喜”也[8]225。
    把佛教信仰的原因均归之于生存无告，当然有失简单，但陆氏所言儒、佛之别则是切中肯綮的。在处理生死、圣俗的问题上，佛教的答案与基督教更为相近。陆氏在这一方面是坚守了儒家之立场的，即信仰的终极目的在“此生”之“做人”、“成人”，而非“死后”的“成神”或“来生”的“福缘”，所以，在对于关键问题(如生命价值观)的思考方面，他不可能接受佛教的轮回说来提供人生价值的答案，自然，也就无法接受晚明入华的天主教，而后者，正是以灵魂不灭论为轴心来构筑其神学大厦的。陈瑚在“敬天”的内涵方面，完全认同陆世仪而少有自己的新异之见，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敬天”仪规的制订方面。
    第二，在制订“敬天”仪规方面，上述诸人存有一致之处：或多或少都尝试把道德践履与外在仪规结合起来。
    许三礼的尝试最为显著。他利用行政资源，在海宁县署后面建造告天楼一座，又在此楼东北侧(告天楼之巽位)造海昌讲院。他自己每日于拂晓与夜静之际分别在告天楼行告天礼，又组织当地士子按月会讲经学(从辑入《天中许子政学合一集》中几种会讲记录看，其中涉及“敬天”的内容不少，而参与会讲的士子以浙江为主，但是也有一些来自河南、河北、安徽等其他地区)；最隆重的仪式是每年立春日的告天礼，许氏将当地衙门官长、缙绅耆宿以及县学诸生召集起来，按照他撰写的《告天楼告法》举行盛大而繁琐的告天仪式，礼乐齐备，钟鼓和鸣，表明“大人”所谓“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时”的“学问”，可以具体见之于日月运旋、四时演替的过程之中。《告天楼告法》就是把《礼记·月令》的记载，结合京房的卦气说和邵雍的象数论相互比配、参较，让人知晓吾人之一身，与天机物理、时令节候处处关涉，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因为其饮食居处、日用言行莫不与“天心”密合，以此许氏认定经学之至善至美的境界便是此种知天、达数的圣人之境。
    而在陆世仪的倡导之下，一批太仓文人儒士以“敬天”为“迁善改过”的阶梯，在工夫方面吸取了袁黄的“功过格”和刘宗周的“证人(谱)”，又辅之以大小讲会、互相观摩“日录”以及在“考德会”上互陈善过等各种方式。现存陆世仪《志学录一卷》，记录了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间陆世仪日记善过、友人间相互规过以及十日一小结等进德状况[10]；陈瑚的《圣学入门书》则把上述考德法进一步落实到子弟及内闱，要求他们临睡前将每日于行事上所见之善过、敬怠，以表格形式记录下来，然后半月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考其进退。“小结”、“大结”之时，均“先期斋戒三日，焚香告天”[11]。这种做法，在清初东吴一带的士人群体中曾经造成较大的影响。
    谢文洊及“程山学派”似未推行日记善过、按期结案的考德仪式，他们更多是把“畏天命”的圣学体认，落实到儒学会讲及个人践履之中。谢氏的《日录三卷》，所记均为对儒学的个人体认及切磋论学之语，会讲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形式；谢文洊及“程山学派”的“畏天命之学”曾引起当时名震天下的“易堂九子”及“翠微学派”以及九江星子以宋之盛及“髻山学派”的热烈回应[12]。
    第三，上述“敬天”之学与天主教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以上述三家而论，谢文洊“畏天命”之为学宗旨的确立，乃明显受到天主教的反向推动。《日录》明确记载了他与清初著名教徒及同乡好友刘凝(1620-1709)之间围绕“上帝属性”的争论(谢氏坚决否定“上帝降生”等“启示真理”)，又高度善评耶稣会士庞迪我所著《七克》一书，称此书“于情伪微暧，千状万态，刻露毕尽，而罕譬曲喻尤工。每于滑稽游戏中令人如冰水浇背，陡然惊悟，颇有庄生寓言风致。然庄生令人荡，《七克》令人惊”，故亲自“删其过中失正者，录置案头，以为修省之助”[13]。
    陆世仪的《思辨录》对西方天文、历算、舆地、火器等知识涉及甚多，理解较深，不花费相当的精力是很难至此境界的，不过，他与传教士似无直接接触；与天主教教徒往来密切的是陈瑚，他有两位入室弟子是著名的教徒，一位是“清初六画家”之一的吴历(1632-1718)，另一位是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孙致弥(1642-1709)。孙致弥出身于远近闻名的天主教世家(祖父即在明清世运鼎革的大戏中曾扮演重要角色的孙元化)，而吴历则来自天主教信仰风气甚浓的常熟，不过，吴历虽称“幼年领洗”，但是他于康熙十四五年间毅然弃俗从“天(主教)”，笔者以为，陈瑚的“敬天”之学其实起到了正面推进的作用[14]。不管如何，陈瑚对于天主教一定是有相当多的了解的，尽管他自己对此从无直接的表露。
    许三礼“敬天”之学的来源，与陆、陈诸人相似，他自己也未在著述中直接表明，但是从其师传脉络、学友联系等方面可间接推断天主教对其“敬天”之学具有影响推助或感染激发的作用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