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问题①长期以来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之一，围绕历史认识的争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现在始终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围绕历史问题，开展了中日两国民间、学者间和政府间的对话，已经并即将推出一批研究成果。不过，仍有相当多的人表示怀疑：长期积累的中日历史问题，是否能够通过学者间的对话得到解决？
    笔者作为中日政府问历史共同研究的中方首席委员，在强调学者间对话意义的同时，更想强调指出：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是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上的问题。三个层面的问题表现形式有差异，影响范围不相同，不能用同一种方式加以处理。由于三个层面的问题经常交错在一起，相互影响，呈现复杂的局面，处理这样的问题更需要清醒的思维和认识。
    一、侵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政治层面判断的原则性
    2007年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违背1993年日本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队曾强制征用“从军慰安妇”并表示道歉的谈话精神，冒着会受到世界舆论批评的风险，提出所谓“广义性”和“狭义性”的强制的问题，结果导致美国众议院在7月30日通过了由议员麦克·本田等6人联名提出的新议案(H.Res.121)，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关于慰安妇的责任。加拿大、荷兰等国家和欧洲议会，甚至日本国内一些地方也提出了严厉批评。②这一事件引起的风波尚未平息，日本航空自卫队总参谋长田母神俊雄又在2008年11月发表了根本扭曲历史事实的文章，强调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取得的在中国内地的权益得到国际法的保障，从而否认对中国的侵略，使沉默了一段时期的日本社会再度掀起“历史认识风波”。日本政府虽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开除了“问题军官”，可是向来主张“自由主义历史观”的保守派论客却借此机会大动干戈，发文袒护被开除的自卫队首领，将其捧为“历史英雄”。③这些情况说明：直到今天，关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性质问题的政治判断仍然是在日本社会存在相当大争议的问题。
    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曾在1995年发表了关于战后50周年的谈话，对侵略战争进行了思考与反省：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重犯错误，我就虚心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深痛的哀悼。”
    “今天，日本成为和平富裕的国家，因此我们会常常忘记这和平之可贵与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残酷告诉给年轻一代，以免重演过去的错误。我们要同近邻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为此，重要的是同这些国家建立基于深刻理解与相互信赖的关系。日本政府将本着这种想法，开展在近代史上日本同近邻亚洲各国的关系的研究，并扩大同该地区的交流这两个方面的和平友好事业。”④
    村山富市首相的谈话是战后历届日本首相中态度最明确的，而且被其后任历届首相都作为代表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正式的历史认识。而在此之前，也有日本首相表示过一定的反省态度。如1985年10月29日，中曾根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我说过所谓太平洋战争，也称为大东亚战争，是不应该进行的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另外，我也说过对中国有侵略的事实。这一点没有变化。”1993年，当时的新任首相细川护熙曾在上任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坦承上一次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还表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结束50周年时表明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谢罪。⑤有人统计了类似的道歉，称已达二十多次。⑥
    尽管上述日本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有明确的表态，但并不能阻挡保守派政治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胡言乱语，这是因为战后部分保守派政治家与战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岸信介是其中的典型。岸信介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期间担任过伪满洲国政府中的要职，战后一度被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而被关押，但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日本首相。岸信介在被监禁时就想为自己辩护，主张日本是“正当防卫”。当时他只承认日本有“战败”的责任，而不承认有侵略的责任，因此他从不认为需要对战争责任进行反省。⑦但是为了竞选，每当在野党在国会上追究其“战争责任”的时候，他又总是将“反省”挂在嘴上。在其出任首相前5天，即担任代理首相的时候表示：“关于大东亚战争，我想谈一谈。我是当时内阁的成员。我本人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或者在巢鸭监狱以及撤销对我的开除公职的处分后，我都进行了充分的反省。……今后我国所走的道路，毫无疑问应该是坚持民主的道路，祈求世界和平并努力付诸实现。……我立志以振兴祖国，致力于世界各民族的繁荣为从政目标，之所以谋求在国会的席位，就是为了将自己的理念诉诸国民，接受国民的批评。我要将上述反省和信念贯穿于今后的外交与更广泛的政治。”⑧这样的表态看似诚恳，但是找遍国会议事记录，却没有发现他对“满洲国”时期的事情有任何交代，而且在1965年，也就是他卸任首相5年后，在他主持编写的《啊，满洲》中，却称赞“满洲国”是闪烁着“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理想光芒的“以科学、良心和果敢进行的实践”，是“东亚的希望”⑨。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政治家，才严重阻碍了日本在战后对侵略战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