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被害”与“加害”--民众层面战争体验的差异 虽然与上述政治层面的问题性质不同,但中日两国民众层面关于历史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认识。这一层面的对话的主题是围绕战争“被害”与“加害”的讨论,这是因为民众的历史记忆源于不同的战争体验。当然在政治层面分歧的影响下,民众层面的认识容易带上明显的感情因素。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民众层面关于战争历史记忆最深刻的是战争被害。例如,在中国,关于侵略战争的关键词有“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概念,而在日本,则主要有“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冲绳作战”等。这一情况与两国民众的战争体验有直接的关系。 作为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其民众受到战争伤害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作为战争加害国的日本,其民众是否存在着被害及关于战争被害的记忆。 对于日本民众来说,“唯一的原子弹被爆受害者”的认识已经形成了其关于战争的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核”是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出发点。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的原子弹在爆炸后给日本民众造成的灾难无疑是相当深重的。尽管美国占领军1945年9月曾规定不许发表与原子弹爆炸有关的一切作品的命令,但关于原子弹威力与伤害的流言仍然不胫而走,甚至有“被炸后的废墟将在70年间寸草不生”的传说。(24)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署后,媒体开始大量报道原子弹爆炸的巨大灾难,广岛、长崎被害者的遭遇开始为世界各国民众所了解,引起了人们对使用核武器的担心。此后每年的8月前后,关于“原爆”的报道便充斥了日本的所有媒体,有关的图片、连载、白皮书、报告书及影片与录像更是令人目不暇接。(25)战后的日本人通过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认识了核武器的威力,同时也更认识到了限制以核武器为代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重要性。以广岛、长崎“反对使用原子弹氢弹”运动为出发点的日本的和平运动也从此成为世界性和平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26)战后日本的民众积极参加了20世纪50年代的反核运动、六七十年代的反对越南战争和要求归还冲绳运动、80年代呼吁废除核武器和建立非核自治体运动等。这些反对以武力和军事行动解决国际纷争的努力,体现了日本民众战后始终不渝地追求和平主义方向。(27) 从和平与人道的角度,这样记述“原爆”的逻辑似乎并无不妥,但是由此形成的战后日本战争文学的风格,固化了的历史学者及一般人记录战争体验的思维模式,即:“战争是从外部被强加的,日本人是悲惨的被害者的形象”(28),则显然强化了日本人的战争被害意识,所以,日本人从反核运动出发的和平运动的合理性也受到了挑战,在许多场合甚至遭到质疑和批评。战后50周年的时候,以反映广岛原子弹爆炸伤害与呼吁和平为主题的展览计划在美国受到抵制被迫搁浅,原因就是当年的美国军人完全不能接受日本人从战争受害立场的控诉。(29)在战争中遭受到严重伤害的中国及亚洲一些国家的民众,也不能理解日本人的战争被害感情。当日本人在强调原子弹爆炸被害的时候,往往会有来自外部的“缺乏整体的客观性”的不满与批评。(30)这一现实情况说明:日本民众与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民众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还存在严重的障碍。 如果跳出广岛长崎原子弹被爆的受害视角,而从更广阔的角度对原子弹爆炸的情况进行考察,则会发现不同的历史记忆。例如,对于饱受以“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为代表的侵略战争的灾难的中国民众来说,当时对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基本持欢迎态度:认为“新发明的原子炸弹”的投放将“完全击毁日本之作战能力,日本不投降即招毁灭矣”。(31)当时中国的《中央日报》社论明确提出:使用原子弹可以提早结束对日作战,如果不使用原子弹的话,战争将陷入僵局,不知何时能结束战争(32)。当然,《中央日报》也同时指出:一方面,原子炸弹之威力已被世人所知,科学进步已导致了武器的迅速发展,侵略者今后一定会出于畏惧而改变战争形态,也就是“武器决定战术和战略”,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如何控制其破坏力”的问题;(33)而中国在战后的国际社会中应该“置身于国际合作之中而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34)。 当时的《新华日报》的报道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原子弹爆炸的基本态度,即首先认为日本侵略者遭到具有“人类史上空前”破坏力和杀伤力的巨大的原子弹的攻击是“对法西斯侵略者当然的报应”;在表示对日本军阀不寄予任何怜悯之情的同时,还认为对受到欺骗的没有罪过的日本人民另当别论;强调应为了人类的福利而使用原子力,如果必须将其作为武器使用,应受到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的管制。(35) 尽管受美苏两个大国的影响,国民党与共产党对原子弹爆炸的态度有所差异,但将原子弹爆炸与日本的加害责任结合起来的认识则是一致的,均认为日本遭到原子弹攻击是“罪有应得”,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国民的感觉。显然,这种感觉源于战争中始终遭受日本军队伤害的体验,与广岛、长崎民众遭受原子弹伤害的体验并不相同。 与原子弹爆炸问题相同,日本民众关于战争期间因空袭而造成的无差别伤害的历史记忆,也存在与战争被害国民众对话的障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对日本进行了空袭,除了军事目标外,包括东京在内的67个日本的城市受到轰炸。战败后,日本内务省防空本部在1945年8月23日曾公布了在战争中因美国军队的飞机空袭而被害的平民的情况,即死亡26万人,负伤42万人。(36)这一数字后来不断被充实,到1995年8月,《东京新闻》特集公布的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400个市区町村中,因空袭中死亡的数字为95万人,这还不包括在冲绳作战中死亡的人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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